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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政府作为: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转换

2018-07-13 17:14:20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责任编辑:陈小妮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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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挡风遮雨”,如今“四到”服务

晋江政府作为: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转换

晋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民营经济应运而生、乘势而上、由弱到强的进步史。

如果说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晋江经济之根,4.8万家民营企业便是其枝头绽放的花朵;经济总量、税收和就业岗位均占全市95%以上的贡献,则是民营经济回报给社会沉甸甸的果实。

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遭遇质疑时的担当保护;无论是企业发展关键时的引导升级,还是产业洗牌等重压下的创新引领,晋江市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服务,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角色转换。

乡村流行“红帽子”

帮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

1978年9月,陈埭镇坊脚村农民林金田3兄弟集资4万元,创办了晋江县第一家联户办企业——纺织机械配件厂。

起初,这种户与户之间多为亲缘关系的联户企业,不过是脱胎于集体经济名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后来竟成了晋江民营经济的“火种”。

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对假冒外资设立的“三资企业”统称为戴“洋帽子”。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晋江民营经济曾发生过三次“戴帽子”、一次“摘帽子”的“运动”:在地方政府默许支持下,民营企业通过有意模糊产权所带来制度收益发展壮大,为世界企业制度创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地方政府突破体制障碍,帮助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推动民营经济迅速扩展生存空间。

虽然改革开放使侨乡晋江得风气之先,但像林金田这样敢吃螃蟹者仍属少数。彼时,包产到户使陈埭镇剩余劳动力逾60%,近万名劳动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农民利用侨乡“闲人”和侨眷“闲房、闲钱”等条件,纷纷创办联户集资企业。在税收、购销和市场准入等政策壁垒面前,这些“被割了多年尾巴,心里仍不托底”的农民,纷纷提出“宁可向乡、村交纳‘管理费’,也要戴上集体经济‘红帽子’”的请求。

这些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走到国家政策前面。

“人们普遍对私营经济另眼相看,帮他们戴个集体帽子,企业好办事,我们也有收入。”长期在陈埭镇政府任职的丁姓老人回忆称,当年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的。

1979年,仅有20张集体企业牌照的陈埭镇,却开设了190家以制鞋为主的“红帽子”企业。这些联户企业大多利用挂靠单位的账户和发票,每年按营业额3%左右的比例上缴管理费,雇工或自带资金入厂,实行计件工资的经营机制。

晋江县不但默许了这种放权让农民“化妆”进市场的做法,第二年又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开宣布“五个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集资企业雇工、股金分红、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和价格随行就市。

短短一年时间,全县办起联户办企业500多家,年产值占全县社队企业总收入的1/3。全县民营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4%上升到1984年的72.29%。

1989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间,“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分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今年81周岁的时任晋江县委书记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

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然而,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业对待。“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私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

在福建泉州市的寓所里,尤垂镇老人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当年对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然而,当年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感觉远没有尤老描述得这般轻松。“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合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合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私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回忆,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可见,当年戴“红帽子”的企业范围之大。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晋江撤县建市,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国家到地方都鼓励外商投资,并给予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红利,晋江人纷纷以海外亲友名义投资,或变相到海外注册公司再回晋江投资,争戴“三资企业”的“洋帽子”。

“十户人家八户侨”的侨乡晋江,绝大多数规模以上民营企业,都想方设法戴上了“洋帽子“。据统计,在此后10年间,晋江“三资”企业由505家发展到近2000家。有的公司干脆“红帽子”“洋帽子”一起戴,哪顶有利就用哪顶。

随着国家渐次提高非公经济地位,此前争戴“红帽子”“洋帽子”的民营企业,日益暴露出产权不明、责任不清等弊端,成为企业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1998年,晋江市决定通过甄别企业性质,帮助全市4895家企业“卸妆”——摘除“红帽子”和“洋帽子”,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果说“戴帽子”是晋江农民在制度缝隙中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在“戴”与“摘”之间放管有度,从“无为默许”到“有为理顺”,确保晋江赢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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