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栏目所介绍的画家，都是活跃于中国山水画坛的著名画家，他们技法娴熟、风格突出、格调高雅，是中国当代山水画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喜欢云南的山山水水，先后多次到云南写生，创作了一大批表现云南地域风貌的山水画作品，是研究、学习云南山水不可或缺的范本。

梁明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山水画艺委会主任

梁明先生云南山水画写生作品欣赏

《灵山佛都天下鸡足写生》 138×69cm 2020年

《大理鸡足山写生之祝圣寺》 60×135cm 2020年 

《鸡足山玉佛寺写生》 60×135cm 2020年

南腔北调话写生

文/梁明

写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会上瘾！我从2016年开始便疯狂的沉浸在山水画写生的世界里，欧洲、武夷山、陇南、苏州、太行山、五岳、东湖等等，都让我体会到了“写”造化、生运之理的“真道”。可以说，山水画的写生史跨度长达数千年，当我们从五代荆浩的“搜妙求真”，宋代郭熙的“饱游饫看”，董源的“平淡天真”、米芾的“信笔作之”、明代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窥探历代的山水画写生观。可以发现“到处云山是我师”的那种写山川之精神的体悟，实际上与我们当代人所追求的“本真”是高度一致的！

《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谓易”，《庄子·大宗师》曰：“生生者不生”，这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画学中“写生”之精神。当我们把这种精神传递到和自然的对话中，用心去体悟、用笔墨去传达万物生态、自然规律，形成山水之性即我性，和自然可以随心所欲、无话不谈的时候，好的作品自然就出现了。

我认为写生是对自然的再认识过程，应该站在多元文化的角度上，将写生作品化，在写生过程中突破自己的创作瓶颈，这就需要带着问题、带着艺术思想去传达艺术情感。我是客家人，典型的“南腔”，但我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北调”气息较重，这和我的个人性情与探索方向有关。

其实早年民间美术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剪纸这种平面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其高度概括的图形语言与线条造型，以及以无代有、以少胜多、黑白相称的特征，所形成的平面化视觉效果，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山水画写生创作面貌。将平面造型观念运用到写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剪影关系，就将写生作品化推进了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视觉表现力与文化内涵。我追求平面化的同时，厚重感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我在中国传统汉代雕塑中提炼其美学特征，其豪放粗犷、严谨大气、敦厚意象的造型、激情飞扬的浪漫色彩也成为我作品中追求的一种美学性格。同时汉代雕塑中那种独特的体量关系与空间关系，在作品中的应用，增强了画面的质朴浑厚感。

中国画的审美倾向与向现代形态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异质文化影响，我们作为时代中的一份子，在多重生态、文化氛围与艺术思潮的语境下，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国画的创新融合、中西问题，民族性问题产生思考。比如我会从东方艺术视角去探索亨利摩尔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阴阳之道”“天人合一”“禅宗顿悟说”“应物象形”，都可以体会到中西艺术之间的那种贯通、交融的曼妙！他作品的空间营造方式，抽象圆润的块体、虚实相生的孔洞以及流动延绵的弦体，都使我在山水画写生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视野。我画面中客体质量和周围空间之间的连续性，自由异化且富有节奏的空间形态都来源于此。我在最近的作品中尝试使用相对空间表现时间，相对时间表现时间的时空观念来经营画面，与亨利摩尔与很多现当代的西方艺术观念是分不开的，所以用一种包容理智的态度从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养料，会使写生作品蕴含一种独特的生命张力。

我们在写生中因地域的不同，每每会遇到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客观事物，这就需要适合的笔墨方式加以呈现，而这些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形成，需要在写生的过程中反复锤炼，利用语言符号来组织传达视觉艺术形象。要在“变”中去追求语言的风格化、 要在写生中研究个人风格与不同题材之间的矛盾问题。我经常用山水画的音乐性比喻这个问题，音乐的无形美和山水画的有形美，可以相互影响，并转化为最直接反映我们内心世界的艺术品。二者之间有通感，如听声类形，以耳为目，画形无象,造响无声。例如我画富春江，画面所传达的是一种天地空旷，燕落流水、琴音袅袅、涵虚飘渺的气息，有似古琴曲《平沙落雁》。画苏州园林要有评弹和昆曲的感觉，作品要像曲子一样柔美,婉转动听,有像窗内曲声悠扬,撩开窗纱,映射眼帘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真所谓“山塘古街一千载,昆曲水墨六百秋,一曲清音河流水,一束幽兰香满楼”的境界。画西北高原要有陕北民歌的感觉，写生表现陕北高原的独特地理气质时，要像陕北民歌曲调一样，既有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铿锵有力的一面，又有时隐时现的朦胧轻巧、时急时缓的低婉吟诉。所以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表现所有景物，要注重地理气质的表达！

写生是我重要的创作方式，也是我追求相对稳定笔墨体系的重要方式。对于写生笔墨观念的探寻与创造、生发与延展，我有一些尝试。我提出了写生中的“加、减、乘、除”。加即取，减即舍，加什么，减什么，应该与自我的审美取向相适应，应该反映出画家处理人、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的审美理念的变化和发展。在具体写生应用中应该有“取舍不由人、加减可由人”的统筹经营观。乘法就是画面的协调统一关系，由一而二、由二尔三的辩证矛盾处理方式。除就是一切为画面效果服务的综合应用，这里集中体现了画家对作品叙事能力的综合艺术素养。

增加写生作品的传统内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就要读古画，在写生中呈现古画的核心要素。肯定传统的同时，用当代视角去反观传统，比如我的《泰山写生系列》《陇南写生系列》中，就用到了构成视角去反观古画所获得的灵感，其中有四种关系我着重借鉴，即比例关系、色块关系、色阶关系、调性关系。打破传统山水画中既有的“三远”法，适当加强“反向透视”、“倒三角构图法”、近虚远实、近小远大等矛盾关系的应用。但是这些应用一定要做到大胆且缜密，可染先生说“可贵者胆”，如何做到胆大心细，绝非易事！这些年我多做巨幅大场景写生，四尺、八尺整纸、甚至更大的尺幅，在更大的空间上追求新的尝试，充分感悟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到无法的过程。

山水画创作需要意境的营造，写生同样需要！它是诠释画面气质的重要因素，是艺术的灵魂，是人的感情陶铸，正如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写范宽：“居山水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遂对景造意，不取华饰，写山真骨，自为一家。”，那么如何在写生中把意境营造好，除了笔墨技术要过关，更为重要的是要透过自然表象挖掘物象的内在精神，苏东坡论画曾言：“世之工人，或能，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

我在写生中始终追求一种质朴、返璞归真般的轻松，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般的稚拙感，这就需要笔墨语言塑造形象时更加概括，有时候单纯的语言更有说服力，苏轼曾有言：“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

写生时或心静如水、或激情澎湃，这种感受是景物反射给我的一种最为质朴、最为原始的体验，要把这种“真”以最简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就涉及到书法线条的使用，要解决线条与造型之间的矛盾问题，线质的拙、朴、弹性、松紧的把控，要以实现“无意识的自然表达”为准绳。另外皴法与几何形组合画面的关系也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山水画写生从来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关键是意识问题、写生观的问题，每个人的理解纵然不同，但终究是由“观”而形于纸上成“象”并与天地自然及人心产生关系，是将自然万象不断归纳化、条理化处理的一个过程，从而生发出更多的精神内涵和人文高度。

《大理崇圣寺三塔写生》 180×97cm 2020年

《大理鸡足山写生》 180×97cm 2020年

《大理周城写生》 60×135cm 2020年

《云南大理鸡足山写生》 60×90cm 2020年

《云南鸡足山写生》 60×90cm 2020年

《松壑泉声》 180×97cm 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