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专题报道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

潘懋元教授

东南网9月11日讯（本网记者 颜财斌）“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谈起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懋元，很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对他都有说不完的回忆、赞许和感激。

潘懋元，1920年8月出生，15岁开始从教，60岁起开始研究高等教育。1978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专研究室；1979年，筹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981年，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潘懋元教授也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厦门大学获批准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他亦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以潘懋元教授为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成为高等教育学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点。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该院目前拥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如今，潘老培养的研究生现在成为知名学者、专家的近50人，已获得学位的硕士、博士百余名。

潘懋元教授分享教学理念。

孜孜不倦 板凳敢坐十年冷

“万事开头难，但要敢于迎难而上，做事情肯定会遇到钉子。”近日，潘懋元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座右铭再次做了一次深度的注解。

潘懋元教授15岁开始从教，至今已七十九年，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期间担任了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大学校长等职。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数十年间，他始终坚持“高等教育研究要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理念，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之需，站在时代的前沿、紧扣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先锋。

“我念的是普通教育，但是在从事高等教育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认识到了普通教育的观点并不能用来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高等教育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研究体系。”回忆起学科开创之初，潘老介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提出的高等教育理论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教授的批评，大家在观点意识中并没有认为“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是存在区别。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各种社会形势的逐渐向好，让潘老感觉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春天的到来。他所倡议的“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提高，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70年代末80年代初，潘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中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两篇论文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对后来以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1983年，潘教授出版了《高等教育学讲座》，为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终于于1984年出版，这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二级学科。

在此后的30年里，潘老一面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孜孜不倦，亲力亲为，尤其是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每次工作例会、每一场论文答辩、每堂交流讲学都亲自出席并做好备课。同时，他还以“开门办学”的思想，推动国内各大高校建立高等教育研究院，一起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1988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以潘懋元教授为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成为高等教育学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点；1997年，该所被批准获得国家唯一的高等教育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以厦门大学高教所为依托而发展成立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脱颖而出，率先获批成为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该院目前拥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

潘懋元教授正在为学生批改论文。

遍地开花 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厦门大学获得国家如此高度的认可，与潘懋元教授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建立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为了营造高等教育学的“满园春色”，潘教授积极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全国各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去工作，去帮助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的建设。

“有人曾经问我，厦门大学作为国内首家高等教育研究院成绩突出，为什么我还要鼓励和推动其他高校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所，这不是为自己树立‘敌人’吗？”采访中，潘教授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名句为引，认真地说道：我是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导师，后来又是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强并不好，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有厦门大学这一枝独秀的话，那我们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付诸东流了，那会是高等教育学的悲哀，“我们要建立更多的研究机构，树立更多的竞争对手，让他们参与到竞争中来，这样才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其实我们不是对手，更应该说是合作伙伴”。

在198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之后，潘教授以远大的目光关注全国高等教育学和机构的建设、发展，并积极谋划和推动其他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教育学科内博士学位点建设竞争异常激烈，他凭借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和智慧，有效促成了全国最早的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并积极为它们创设良好的学科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记者从潘教授学生提供的一份书目简介中获悉，他著作等身，成果丰硕，先后出版10多本著作，在国内外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见解精辟独到的学术论文，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980年，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被认为是我国学术界对教育规律宏观体系最深刻、最全面，也是最好的概括。接着，他对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地方化、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关系、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高等教育向农村扩展、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学和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等高等教育实际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许多观点和理念在我国教育界和政府决策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以来，潘懋元教授在校内外担任许多职务，被全国几十所大学和高教研究机构聘为名誉教授、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他经常外出讲学，足迹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从高等教育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行研究。还先后到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2000年春夏之交，已年届80高龄的潘懋元教授，还应邀赴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兼任客座研究员，在该中心做研究工作，并为研究生开“高等教育学专题”课程。新世纪之初，挪威学者阿里•谢沃（ArildTjeldvoll）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Pan Maoyun：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 Education Research）全面记述了潘懋元教授的非常成就，并分别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将潘懋元教授以及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贡献向世界进行推广。

未来思考 应重视“质”的提升

数十年来，世事变迁、人事更迭，但潘教授对高等教育学术会议的关注始终不减。2013年10月底，93岁高龄的他在一周内先后两次乘坐动车分别前往武汉和宁波参加高等教育学会年会和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并分别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主题发言，他那硬朗的身体，洪亮的声音和矍铄的精神，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已93岁高龄的学者。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潘懋元教授尽管担任了繁多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但他从未放松过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谈及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的众多说法，潘懋元教授认为，大家对教育有批评是好事，假如一面倒的歌功颂德，那就不会有今日的发展；但不能因为批评就动摇了信心，只有一潭死水才不会出现问题，只要是发展就会有问题，我们应该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是经济大国，然而目前的高等教育只处于大众阶段，还未到达普及化，与其他发展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每个时代都有发展的特点，要利用教育规律来解决问题。目前我们应该重视解决高等教育师资的‘质’的问题，提高高等教育老师的质量。”潘教授微笑着表示：我是一个乐观派，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是看好的，我们对于问题不应该失去信心，“解决一步，就是前进一步，不断解决问题，就可以不断地向前进步”。

今天，94岁高龄的潘懋元教授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成为了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