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健康高雅的高考文化

自实行科举制度之后，每逢大考，都是国之大事。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至清代废止，在中国持续了1300多年，形成了独特的考举文化。其中有许多感人的励志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儿子能考上好成绩，有好前途，曾不辞艰辛三次迁移住地，可算是购买“学区房”的第一人；西汉农家子弟匡衡，无钱买油点灯读书，以凿壁偷光苦读，终成大器，类似其苦读的还有晋代人车胤“囊萤照读”；隋朝人李密为了方便在牛背上读书，经常把书挂在牛角上；宋代范仲淹，二岁丧父，母子孤苦无依，尽管吃不饱穿不暖，每日仅吃两餐，还只能用盐配稀饭充饥，但他坚持苦读，终于考取进士，成为盛名百世的大文豪和杰出的政治家；战国时期苏秦苦学成才“悬梁刺股”的故事，更是至今家喻户晓。

古人读书考举主要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中举之后，便有了前途。金榜题名成为梦寐以求之事。八闽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更是闽人的好传统。据有关专家的说法，福建共出过71名状元、1.3万多名进士。苦读并通过考举成才的故事，福建各地都有。相传，武夷山永乐禅寺僧人，曾用当地的上品岩茶，为赶考路过此地的一名学子治病，那位学子高中状元后，不忘感恩，回来答谢时，将皇帝赐予的红袍披于茶树之上，从此“大红袍”茶叶名扬天下。史载，唐代莆田学子林藻、林蕴，苦读数年后，晋京考举，行至即将出省的浦城县古驿道五显岭（又称折桂岭）歇脚时，兄弟俩相互鼓励，作诗、折桂以明志，祈祷考出好成绩，诗中有“兄弟各折一枝桂，还向岭头联影飞”的名句。发榜之后，兄弟果然双双中进士，传为佳话。

古时“十年寒窗苦，一卷定终身”。正因为考举事关前途命运，历朝历代与考试有关的丑闻亦有不少。重金行贿、夹带经文、请人代考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这是历史文化糟粕的一部分。考举舞弊是重罪之一。清乾隆年间，对雇人代考等作弊者曾作了这样的处罚：先行枷号三个月；发烟瘴之地面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脸上刺上“烟瘴改发”字样。刑罚之重，足以警示。鲁迅先生的爷爷周介孚是进士出身，原本高官厚禄，也是因为孩子考举时，向主考官行贿，被清廷判“斩监候”（相当于死刑缓期执行），其家族因此倾家荡产，走向衰落。

现代高考，是国家培养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考试的目的、内容、方式，以及有关文化已大不同于古时。莘莘学子勤奋学习，立志为父母争光，成才报国。但是现时高考文化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等。还有一些做法，也着实不敢苟同。如外省的一个城市今年动用警车，为接送考生的车队开道，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组织者本意是为考生提供服务，但可以肯定，这是违反警车使用规定的，还容易滋生年轻人的特权思想。至于考前烧香问卜等做法，也是不可信、不可取的。更有一种编得押韵但很不靠谱的说法：“考生应试穿衣，第一天上午穿红色（开门红），下午穿绿色（一路绿灯），第二天则穿灰色、黄色（走向辉煌）；孩子高考，母亲要穿旗袍（旗开得胜），父亲要穿马褂（马到成功）；考生开考前要先吻过试卷（稳过）。”据说，还真有人照此去做。试想，父母为子女高考而去准备马褂、旗袍，浪费钱财不说，这种怪异着装，还不把子女惊吓一跳？结果反而会增加考生压力，影响考场发挥。至于考生录取后，家长大摆宴席庆贺、谢师，更是劳民伤财，对学子身心健康有害无益，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文明风尚也格格不入。弄得不好还会乐极生悲，可能出“范进中举”这样的笑话。

参加高考者，无论“中举”与否，都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人。作为家长、师长，既要望子成龙，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倡导健康高雅的高考文化，应当成为我们社会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