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指导古田县搞好产业发展” ——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