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下的古厝】海的迷思与归途

海一直铺到了琅岐人的家门口。那感觉就像是将一辆自行车置于斜坡的顶点，只需稍稍蹬腿、飞身，便可一路冲向远方——多么自由而狂野，骄纵又热烈。没有人会记得，车轮回收了多长的路面，也没人会在意，当一切归于静止，又该如何返程。大海寄来的第二籍贯，简直教人无法拒绝。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提到过一座名为苔斯皮那的城市：赶骆驼来的人，看到了茫茫大海；而水手，则看见了一片涌动在城市背后的沙漠。“每座城市都从她所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卡尔维诺如是说。

琅岐亦然。这座位于闽江入海口、最初由闽江水经年累月的冲击而形成的天然岛屿，旧称“刘岐”“琅琦”“嘉登”等，现隶属于福州市马尾区。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就有零星的福建先民上岛垦荒，到了宋代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在明代后形成传衍至今的相对稳定的民系。对琅岐而言，居孤岛与业沧海，就是她所面对的两大荒漠；她的形状，就在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美好未来的无尽索取中，现出迷思的轮廓。后来，琅岐人迫切需要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向历史找回他们的归途。

于是，人们想到了宗祠。宗祠，即祠堂，又称家庙，是汉民族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宗族的象征。早在周代，一套完备的宗庙制度就已在华夏大地上形成。那时，宗庙尚且为天子专有，其他人家均不得擅建；直到宋代，在理学家朱熹的倡议下，奉祀有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家族祠堂，才最终在神州遍地开花。作为族权与神权的交织中心，宗祠体现了宗法制中家国一体的特征，更是忠、孝、廉、节四大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清道光年间，祖籍莆田的吴川状元林召棠，曾为林氏宗祠撰联曰：“松木公，椒木叔，木木成林皆公叔；崇山宗，岐山支，山山叠出亦宗支。”将宗祠背后的家族关系尽述无余。

作为本地民系结构的具体映射，琅岐岛上现共存有大量的来自不同姓氏和不同家族的宗祠建筑，这在福州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在省内其他区域亦属少见。仅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上岐江氏宗祠、琅琦董氏宗祠、琅山朱氏宗祠、衙前陈氏宗祠、凤翥何氏宗祠、凤山陈氏宗祠、凤窝朱氏宗祠、海屿翁氏宗祠、金砂陈氏宗祠、云龙叶氏宗祠与吴庄林氏寿房支祠等11座，这些宗祠建筑皆建于明清时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繁盛时期的琅岐岛熙来攘往的原住生态。

那时，凭借着岛上纵横交错、细密发达的水系，安居乐业在这里成为现实。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考证，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在福建开辟的八闽首港——甘棠港，即位于琅岐。王审知的彭城籍部将刘山甫，受命斥地琅岐，并在岛上繁衍生息，故刘氏一族最早将琅岐定名“刘岐”。至今，我们仍可从一些文献记载中，依稀窥探辟土伊始的琅岐景象：“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柱飘荡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可以想象，琅岐的先祖一开始征服该地，需怀着愚公移山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才最终将大海波谲云诡的迷思彻底驯服。

时过境迁，琅岐岛数易其名，陈、江、董、朱等姓氏也纷纷后来居上，成为现在岛上人数最多的四大姓氏。但无论家族如何变化，坚韧、拼搏、共存、互助的琅岐精神，如同甘棠港的遗韵一样，自始至终流淌在琅岐人的血液里。如今，岛上的这些明清宗祠建筑群，除了承载有福州的历史乡愁，还有着更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

首先，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要地的重要见证。在岛上的龙台村刘氏宗祠里，人们可以从《唐司马参军刘贻孙世家族谱》中找到刘氏开港的历史记载，至于后来其他姓氏在岛上的开垦印记，也都可在保存于各大宗祠的族谱内找到印证。

其次，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明清时期同类建筑研究的重要范本。琅岐现存的明清宗祠建筑群，虽多有重修，但一直保持建筑原貌。这些建筑，均为硬山顶构造，大量运用穿斗抬梁结构，大多由大门、照壁、藻井、拜亭及正厅构成，根据进深不同带有数量不一的天井，另有牌匾、官阶牌等文物，神龛内供有大量牌位，呈现“万代如见”的恢宏格局。

再者，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乃至福建民系迁徙路线的重要参考。不管是西晋衣冠南渡，还是后来的王审知入闽，福州在这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扮演着入闽第一站的角色；其后，这些最初定居福州的氏族，进一步往莆仙、闽南乃至广东、台湾等地迁徙。这些迁徙轨迹，也都能在琅岐的宗祠建筑群中找到相应的参考。

今天，越来越多的琅岐人相继走出海岛，甚至走出榕城、走出福建、走向海外。他们正在享受这个伟大时代带来的自由而狂野的世界，以及骄纵又热烈的事业。他们也许不会时刻想起自己走了多远，也不会太过在意自己与故乡的地理距离；然而，只要他们转身，琅岐岛便会立刻递上一盏回家的灯。

一盏被放置在故乡小小祠堂里的，彻夜通明的灯……（文 郑龙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