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二）：“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近平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20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当时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元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元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元，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4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6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4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末，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他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7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