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宁德（十一）：“习书记对发展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

习书记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看。有一次他到平潭县视察，知道那里有个海防守备团，安排的行程完成以后，就叫我陪他专门到那个连队去开座谈会，看看有什么事能帮助做。连队的伙房他也去看，猪圈他也去看，就是想知道连队官兵生活有没有保障。每年春节，他的慰问都搞得比较全面，部队的几个大单位他都亲自去，边远的小分队也不会落掉，他没有时间去，就叫我代表他去看望慰问，有什么问题向他报告，他以后都会解决。

采访对象：

赵文法，1938年5月生，山东安丘人。1987年1月任宁德军分区政委，1990年1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1993年退休。

采访组：赵政委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在福州都共事过，请您谈谈你们共事的情况。

赵文法：宁德地处福建东北部，依山面海，有1046公里海岸线，300多个岛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台湾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福建自然成为“前线”，宁德的三都澳港口成为我国重要军港。我老家是山东的，因为当兵守海防支援边岛来到宁德，一开始在宁德的一个守备师当政委，守备师撤编之后我就到了宁德军分区，比习书记早到宁德一年半。后来他从宁德调任福州，半年以后我也到福州工作，任军分区政委、市委常委。所以，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对他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宁德和福州工作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哪些观点和措施？

赵文法：习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宁德地区民兵预备役和国防教育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在这方面，他有两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第一，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军队有着特殊感情。第二，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又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宁德、福州当书记都兼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当福建省省长期间兼任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所以他对军队从小到大的建制和运转都非常熟悉。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支持指导情况。第一，他怎样关爱部队；第二，他怎样教育部队；第三，他怎样组织我们军分区系统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第四，他如何以身作则给部队官兵作榜样。

采访组：好的。请您先谈谈他关心部队工作的情况。

赵文法：1988年，习书记刚到宁德不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部分副食品价格放开后部队生活受到一定影响的情况，先后主持召开地委、行署、部队有关单位领导、地方科研单位以及各县支前办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制定军队企业优惠政策，帮助驻宁德部队发展生产经营，提高部队生活水平。

他在福州工作时，市一级有五套班子，他说军分区也是其中一套。他还给武装部吃了“定心丸”。那时候，武装部属于地方编制，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它不属于军队管辖，干部就不能在军队向上提拔，地方上一般又不需要他，武装部的干部就感觉没有出路。针对这个问题，习书记提出“三个一样”的要求，就是：一样使用，一样培训，一样关心。实际上，他在宁德两年时间就提拔使用了三位武装部政委当副书记。

他多次强调，抓好双拥工作，关键在领导，他要求各级部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重要问题亲自研究部署、重要工作亲自检查指导、重要环节亲自把关落实、难点问题亲自协调解决。每年元旦、春节、“八一”等节点，他都带领地、市有关部门领导慰问驻宁部队全体官兵和伤病员，召开老红军、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安置工作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意见，及时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后来他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每年春节也都会去看望部队退下来的老领导、老红军，每次我都陪他。我记得福州军分区有三个老红军，习书记每年去看望他们，他们都拉着他，聊起天来就不让他走，本来计划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每次都要在那儿待上一个多小时。

习书记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看。有一次他到平潭县视察，知道那里有个海防守备团，安排的行程完成以后，他就叫我陪他专门到那个连队去开座谈会，看看有什么事能帮助做。连队的伙房他也去看，猪圈他也去看，就是想知道连队官兵生活有没有保障。每年春节，他的慰问都搞得比较全面，部队的几个大单位他都亲自去，边远的小分队也不会落掉，他没有时间去，就叫我代表他去看望慰问，有什么问题向他报告，他以后都会解决。

在福州的时候，有一次，长乐县武装部政委转业，我们这里已经对继任人选做了安排，但没想到市委组织部也正准备安排一名海军转业干部到那里当政委。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就给习书记提出这个事，我说我们这里有了继任人选，他很重视，马上就说：“还是要尊重分区的意见。”

采访组：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赵文法：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是非常细致的，这方面我确实有亲身经历。我调到福州的时候，习书记就特别关心我的家属孩子问题。我第一天来报到，第二天习书记就专门为这个事开了一个常委会，叫我去参加。我在会上介绍自己情况，我说我这一辈子钻山洞、守海岛，到福州来“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清楚。在座的人都笑了，可是习书记不笑，他说：“不要着急，慢慢来嘛。”开完会，他马上交代市委秘书长，说：“尽快帮文法同志把家属的事情安排好，这是咱们该做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打招呼。”

其实，他不只是对我的家属随军问题非常照顾，对整个军队这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全。1990年，某师搬到福州市，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这些事都存在矛盾。习书记亲自到这个师去解决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特殊情况使用特殊办法。习书记给他们解决了300个家属进城和100个子女进城上学的名额，还帮助他们修通了2.5公里的战备公路，我曾在这个部队红四连（夜袭阳明堡战斗英雄连）任第19任指导员，深知部队指战员此时的感受。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教育引导部队官兵的。

赵文法：抓民兵教育，习书记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扎实，二是要有效果。根据他提的这个要求，我们跟宁德宣传部一起合作，在每个县都搞了“四个一”工程：编写一本乡土教材，把当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现在的故事编一本历史教材；制作一部适合群众看的录像；进行一次民兵典型人物介绍；搞一次国防教育演讲比赛。这些举措比较适合群众的特点，特别是国防教育演讲比赛，当时全区9个县先后开展演讲比赛52场，400多人参加，听众达到46000多人，可以说，很好地宣扬了宁德全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双拥意识。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采取的举措。

赵文法：习书记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有独到的见解和举措。他提出，分区系统要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具体在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抢险救灾几方面，闽东脱贫致富是重要任务，来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军民大合唱”。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闽东地区民兵六个方面的作用：在大念“山海经”中的带头作用，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骨干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促进作用，在普及科技传递信息中的示范作用，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助手作用。习书记对我们说过：“民兵一定要围绕着经济工作去建设、去教育、去发展。要想有前途，一定要靠自己好好地干，要干出成绩来。前途不是要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根据他这个思想提出一个口号：“要想有地位，首先有作为。”当时对于宁德扶贫工作，部队上并没有给我们下达任务，但是在习书记指示下，我们开始组织民兵参加扶贫。分区、武装部在乡镇都有自己的扶贫点，民兵都有自己的脱贫项目，组织群众、带头脱贫。当时福安县大林村，是个少数民族村，穷到什么程度？人均年收入只有74块钱，村两委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学校，孩子们读书就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教书的老师还是个18岁的女孩，她住的房子底下养牛、上面晒地瓜米，连个房门都没有，就用个竹帘挡一挡。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村的情况，他当即批了6万块钱。我们用这个钱在村里修了一条路，盖了学校和村委办公场所，安装了一个电视机、一部电话。学校里没有桌凳椅，我就到我原先工作的守备役师里借了一些。3年以后，那个村的人均年收入才达到570块钱。

我记得当时村委会主任两口子都有肺结核，5个孩子3个也被传染了。吃的东西只有盖菜，都是菜干了放到缸里腌着，平时一点一点拿出来煮着吃。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乡长说，请他赶紧想办法弄两百斤大米来。我们分区军医给他们一家人去看病，还为村里专门培训了一个卫生员。1989年，我们还因此被评为国防部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总政和省委都转发了文件。

前年我又到那个村子里去看了一下，老百姓在我们修的路口竖了一个碑，叫爱民路，我看了很感慨。习书记用军民联手扶贫的办法，既教育了部队，又锻炼了民兵预备役的干部和战士，还推动了宁德地区的发展。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期间，对民兵预备役建设有哪些思路和举措？

赵文法：福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敌特活动很猖獗。习书记提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策反演变活动。民兵既是被拉拢的主要对象，但也应该是反分裂的骨干。”他在书记会上提出，民兵和我们分区的武装干部一定要做到五个“过硬”：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二是军事技术过硬；三是管理指挥能力过硬；四是遵纪守法过硬；五是身体健康过硬。在福州有这样一个事例。1991年前后，福州偷渡比较厉害，长乐、福清、平潭等地跑到美国、日本等地去打工的人很多，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书记就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闽海行动”，让我们分区全力以赴参加这次行动。当时除了留下来值班的，我们把所有的官兵都放到这几个地方开展行动，包括司令员在内的干部都去了，整整搞了一个月，集中抓教育，抓政策宣传，很快刹住了偷渡风，这次活动实际上对我们部队也是很好的锻炼和教育。1992年7月，福州发生特大洪水，闽侯县是重灾区，洪水把电线杆上的电线都淹进去了。习书记连夜召开常委会布置抢险救灾工作，他还亲自到闽侯县指导抢险，命令我到闽侯县组织民兵抢险救灾。我与武装部的同志一块把沿江的基干民兵都组织到了第一线，与广大群众、支援抗洪的部队一块，确保没有死一个人，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两天后，我给习书记写了个报告，习书记批转到各县，起到了救灾、防疫、恢复生产的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习书记对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1991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他当时饱含深情地作了一首《军民情·七律》：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以身作则为部队官兵作榜样的呢？

赵文法：在我看来，习书记以身作则为官兵作榜样，主要表现在他有三种力量。

一是信念的力量。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他在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展现了着眼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在扶贫攻坚方面提出了许多既有新意又切合实际的举措，这都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信仰，源于他对人民的深厚情谊。

二是学习的力量。习书记喜欢看书，也喜欢思考，经常看到他用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和我们讲道理。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有两个人到非洲去推销鞋子，到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穿鞋子，全是光脚的。其中一个人看到这个情况，就说这个地方一点儿市场都没有，他认为当地人都不穿鞋子。另一个人却说这个地方市场很大，因为他认为不穿鞋子并不等于不需要鞋子，而是他们不会穿。我可以教他们穿鞋子，那我带的鞋子就有销路了。他就用这个例子来教育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事物中隐藏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

三是廉政的力量。习书记在宁德、福州做了大量工作，廉政问题做得尤其好。他经常讲：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非常严格。

在宁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开一次县委书记工作会议，一般都会给参会代表买点纪念品，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做的。1989年那次县委书记会，我们决定买三用机，可以听广播、录音，还可以放录音。买回来以后，我就给他拿一个，他既是地委领导，又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拿一个是应当的。可是他不要。他说：“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我当时很感动。后来他调到福州，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又拿着三用机去送给他，我想着反正他都要走了，应该会收下的。可他还是不要。

在福州的时候，有些单位过年会送些东西，我们分区是给1000块钱福利费，我们给他，他不要，给他送过去，他又退回来。别的一些单位送给他，他不仅不要，还会批评他们。

他在福州一般不安排加班，因为他说过，要关心保护干部，不要让干部“累吐血”。除非中央和省委有指示，事情不能过夜，或者有紧急事情，才会安排加班。加班的时候，我们如果工作到11点，就会搞一碗面条，弄两个鸡蛋，吃完了再干。他喜欢吃辣椒，伙房给炒了个辣椒，但他不吃。他说别人都没有辣椒，我也不吃。我觉得他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我们下连队可以加一个炒鸡蛋，你加班加个辣椒算什么？我陪你也吃辣椒，不是你一个人‘搞特殊’。”他这才吃了。

他对我们这些干部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某港商投资项目开业时，福州的常委都去参加了。开业纪念品是K金做的印，大概价值一千多块钱吧。活动结束后，习书记马上召开常委会，说：“今天人家送的东西，常委通通上交。”我就把那个纪念品交给政治部秘书了。第二个，就是1992年东街口百货商店上市。那个时候，东街口是福州最繁华的地方，像北京的王府井一样，这个商店是福州第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前要发原始股。习书记为这个事也开了一个常委会，明确提出“常委都不能去买这个股票”。

我想，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得正、坐得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请您讲讲和他交往的一些事情。

赵文法：在宁德的时候，他住在地委宿舍，我住军分区宿舍，之间隔着一道小门，我们每天早晨、晚上都在一起散步，他来军分区的院子找我，我们一边走一边聊，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习书记个子比较高，福州的被子他脚都盖不过来，彭丽媛就从家里头给他做了床被子，准备带到福州来。可她中途还要去沈阳演出，就带着被子先飞到沈阳，再来福州。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有人认出她来了。一个人说，那个是彭丽媛。另一个说，那不可能是彭丽媛，彭丽媛怎么可能自己扛被子。

1996年他要调到省里工作了，好多人请他吃饭，他都没去。有一天他到分区来，我跟市委秘书长说，习书记就要走了，将来我们可能没机会见到他了，能不能请他来我家吃顿饺子。我是山东人嘛，习惯吃饺子。习书记一听，马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