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苏区海上游击队：驰骋海上的革命力量

站在“小木船打兵舰”纪念碑所在的观景台，可以鸟瞰西洋岛风光。 李民雄 范陈春 摄

讲解员在闽东革命纪念馆里讲述闽东苏区海上游击队的革命故事。范陈春 刘荏宁 摄

东南网6月2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范陈春 通讯员 吕峰）霞浦县是我省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县份。这里海岛众多，有大小岛屿400多个。从霞浦城区驱车，沿着东冲半岛行驶50分钟至下浒码头，再乘船50分钟，最终抵达霞浦县纯渔业乡——海岛乡政府驻地西洋岛。这里，是我党早期有正规建制的“海上游击队”——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所在地。

海岛乡地处外海，扼守三都澳澳口以及台湾海峡，是南北海上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开国上将叶飞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全国唯一独特的最早的海上红军就在我们闽东。”

1934年，海上游击队规模最大时，拥有20多艘帆船、1艘小汽艇，下编3个连、1个警卫排共约300人，100多支长短枪、2挺机关枪，他们神出鬼没、骁勇善战。正是在党的带领下，游击队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壮大。

吸纳有志之士 组队为民除害

18日，记者来到海岛乡采访，渔民们谈起闽东苏区海上游击队，反复提及游击队领导人柯成贵，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柯”。

柯成贵（1908—1935年），又名柯润，字伯庠，1908年出生于霞浦县海岛乡烟台村鸡角州自然村，他的父亲是航标灯工人。柯成贵少年时期就读于西洋岛私塾，他天资聪慧，读书勤奋，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喜看《水浒》等侠义小说。他从小在海边弄潮逐浪，练就一身好水性。

1925年，17岁的柯成贵第一次离开西洋岛，前往福州格致中学求学。这一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社会各界群情激愤，福建学联声援上海工人，开展抵制日货、惩办卖国奸商、收回教育权等斗争。柯成贵第一时间以饱满的热情参加运动，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他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灯塔”。

1928年春，柯成贵回到西洋岛。他目睹了当地渔霸与官府勾结强占渔场、强取豪夺、欺压渔民的情景后十分愤怒，上前与其评理，不料却被打了一顿，嫉恶如仇的他心里盘算着如何推翻这些恶霸。革命的种子也埋藏在了心底。

一天傍晚，他看到几个渔霸又在敲诈勒索渔民，上前斗争过程中将其中一个渔霸杀死。当地渔霸对柯成贵恨之入骨，勾结反动政府捉拿他，而他则多次在群众的掩护下，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熟练的水性脱险。后来逃到福州仓山、琅岐等地。这期间，他广结嫉恶如仇之士，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心里始终惦记西洋岛的贫苦乡亲。

1931年底，柯成贵潜回西洋岛，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自己单打独斗，而是决心拉起一队人马与渔霸对抗，有号召力的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儿时的伙伴和曾经饱受欺凌的乡亲们，专门和官府渔霸针锋相对，杀富济贫，队伍迅速发展到100余人以及10多支枪。

毗邻的连江县官府闻讯惊恐万分，报请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派兵“进剿”，柯成贵凭借熟知海岛周边自然环境的优势，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数次击败了来犯之敌。国民党政府见军事行动不能奏效，改换诱骗的招安手法，也无济于事，柯成贵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行动深得人心，投奔者日益增多。

接受党的领导 驰骋千里海疆

1933年底，柯成贵得知闽东苏维埃政府即将成立，便秘密派出西洋岛武装队伍的副队长林红俤，到福安柏柱洋一带寻找党组织。林红俤通过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陈亮，向党组织汇报了西洋岛武装队伍的情况以及柯成贵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不久，党组织先后两次派陈亮随林红俤上岛，了解当地的武装斗争情况，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提高队员们的政治觉悟。

1934年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曾志代表党组织，同陈亮等人前往西洋岛，正式收编这支队伍为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柯成贵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闽东苏区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海上正规武装力量正式诞生，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海上游击队”。

经过整训后的海上游击队，队员们纪律严明，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凭借着闽东千里海疆的自然屏障，这支队伍以西洋、浮鹰、北礵等岛屿为根据地，经常出没于霞浦、福鼎、宁德（今蕉城）、福安、罗源等地的沿海，开辟水上交通线，购买军需用品，配合陆上红军作战，驰骋千里海疆，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初，闽东红军两次围攻霞浦县城失利，霞浦南乡一带反动地主掌握的大刀会反攻倒算，十分猖獗。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柯成贵受中心县委的指示，先后两次率部狠狠攻打了三洲、石湖、大京等地的反动刀会，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