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田留耕”对闽东传统地权的影响

清代闽东的典承联契

福建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桥头堡，也是近代被迫打开的第一批通商口岸所在地，其土地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至迟到明代中叶，就已经从一般租佃制发展为永佃制并出现地权的分化，即所谓的“一田二主”（田面属于业主，田根属于佃户）。这种情况与福建普遍存在的“典田留耕”惯例有很大关系。

“典田留耕”契约的书写形态

所谓的“典田留耕”，即将土地典卖给他人为业，而保留耕作权，土地因此析分为田面和田根。在契约书写形态上，“典田留耕”完整的手续是应当书写典、承两份契约，如在今周宁县东山乡里东村发现的“立卖契人李云福”“立承字人李云福”联契。

但随着“典田留耕”惯例的发展，典、承联契渐渐糅合到一份契约中，或在契中备注“自承耕种”或“借耕”字样，或一字不提；另外，典、承两契在保存过程中完整性被破坏，这样一来，契约的解读可能受到挑战。如周宁县东山乡里东村陈积甸立承田批，其曰：

立承佃批陈积甸，今在景龙边承出土名徐家山面前墘田一斗前来耕种，面约冬成加纳租谷一石九斗半，内除完粮二升，实纳谷一石七斗正。时至冬成之日送仓交纳，不敢欠少升粒。今若有凭，亲立承佃批一纸付与为照。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日。

由于缺乏对相应语境的理解，有人可能会问：立承佃批的陈积甸只是佃户，不是业主，为何还要承担纳粮的义务？实际上，在“典田留耕”惯例中，一般“典”“承”两契并立，该契只是其中的一份，因土地的原主是陈积甸，而在未过户推割之前，一般都由钱主付钱粮给原主代为交纳。

又如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闽清县黄贤典承佃契，体现了两重的“典田留耕”，其曰：

立承佃黄贤典，今因无田耕作，向在马章济处承出民田一号，坐产白云渡本乡地方，土名后尾洋等处，受种二斗，年载面租米三十八斗二管半，承来耕作。理纳面租米，不涉钱主之事。面约递年纳根利谷二百斤正。自承之后，用心耕作，不得欠少根谷。如是欠少斤粒，听从钱主另召别耕，不得霸占。今欲有凭，立承佃一纸为照。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日。

这是一份将田根送典的契约。契面上记载是“民田”，而且是由自己来“理纳面租米，不涉钱主之事”，表明该田之前已经将田面送典，自己留下田根，现在又再次将田根送典给新钱主，且仍然留耕，因此还要交纳二百斤的根利租。

“典田留耕”语境下的立召佃契

立召佃契从字面上理解是一种判契，即将土地出佃于他人。如清雍正七年（1729年）侯官县孙惟祯召佃田契载：

立召佃孙惟祯，今有民田乙号，坐落夏洋地方，土名东埔墘，官丈二亩。递年载租谷二百三十斤。今召郑允知用心耕作纳租，不得抛荒。二家允愿，立召佃乙纸，付执为照。雍正七年四月日。

但在“典田留耕”的语境下，有大量的召佃契，其内涵与上述召佃契大相径庭。寿宁、屏南等地的“典田留耕”很有代表性，同时也是找价的重灾区（编者注：明清时代的田宅交易，绝卖之初往往并未完成过割转移手续，在一定的时间内，原主通常会提出加价要求，这就是时人和今人所说的“找价”）。因此，当地严格将“留耕典契”与传统意义上的“离业典契”区分开来，留耕典契通常称为“典契”，而离业典契称为“立召佃契”或“立典起业契”。

多数的典田都是不离业的，但也有一条底线，即不能找价和欠租。一经找价或欠租即离业，原来的留耕契权马上失效，变成了立召佃契。屏南一般使用“立典起业契”，表达的就是典田离业之意。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二月，郑理致立典田契，将一号土名岭口之田送典，其曰：

立典契郑理致，承父手阄分己分有民田一号，坐址本处，土名俗叫岭口之田，该租二石五斗正，其粮一钱正，其四至……今因无银应用，自甘情愿托中即将此田内抽出租致分下应该一石二斗五升正，其粮五分正，送典在本厝理祥处出头承典为业，仝中三面言议，时值契价银一十七两二钱广正。其银笔下交清，不少分厘。其田自典以后，任与祥收租管业，且致不敢异言。系田中间清白交关，并无车算等情。倘有来历不明，是致出头抵当（抵挡），不涉祥之事。其粮照契津助完纳，俟至大造之年推入祥户内，不得多推少收。致向后有力之日备办价银赎回，且祥不敢兜留之理。两家甘允，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典契一纸为照者。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日。

在该契中，除了提到“其田自典以后，任与祥收租管业”之外，并没有“留耕”的任何迹象，如同一般的契约中规定每年向钱主交纳租谷多少等，但它确实是一份“典田留耕”的契约。因为两年以后，郑理致再立尽起业契，其曰：

立尽起业契郑理致，阄分己分有民田一号，坐址本处地方，土名俗叫领口，于上年间出卖与房兄理祥边为业，其租石苗米四至俱载原契明白。今因无银应用，自愿托中进前劝谕业祥处尽出价银一十二两广正。其银立契之日笔下交清不少分厘，其田自尽以后，任与祥召佃耕作管业，且致叔伯兄弟不敢异言等情，向后有力之日致备办原尽价银赎回，仝中三面言议，且祥不得兜之理，两家甘愿各无反悔，今欲有立尽起契一纸为照者。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二月日。

在该契中，规定“其田自尽以后，任与祥召佃耕作管业”，与前契的“收租管业”大不相同。

“典田留耕”惯例的后续影响

1．欠租难以起佃

为了预防欠租，闽东业主一般采取相应的手段，以保证地租收入的正常实现。最主要的手段有四种：一是实行短租制，以保证土地和地租的有效管理；二是实行押租制，提前收取根价；三是实行保佃制，一旦欠租，由中人垫还；四是实行分成租，业佃就场分割。

由于闽东社会普遍尊重土地的原始权，规定同族“五代之内无断业”，对于“典田留耕”的土地，名义上的业主很难做到欠租起佃。如永泰县盖洋乡萧孟高欠租立限约，其曰：

立限约字人廿一都上洋萧孟高，于前所欠租谷，共上六百二十斤正。今见难以全还，托中向在廿一都安宁表侄林志参处，三面言约，其谷备钱依乡价理还。俟限至本年十二月交还一半，更有一半约至辛未年三月交足，一并明白。不敢再欠，负约过期。如是过限，其租谷每百斤进利二十斤扣算。其田付还田主召起自耕，或安他人耕种，任从其便。欠主不得异说霸占等情。今欲有凭，立限约租谷字一纸为照。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十月日。

萧孟高之所以欠租未被立即起佃，也是因为所欠之租来自自家的“典田留耕”之田。据载，萧父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就将该田出卖，其后父子两代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十年（1805年）多次找价，但该田的耕作权仍保留在萧家：“其田依旧承回耕种纳谷，向后有能之日，依契取赎。”

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欠租立契之后，萧家用立限还租的方式保住了佃耕作；同年十二月，萧孟高又向业主林志参找价，“撮出租谷三百六十斤正，又钱三百七十文”，从而最终让出了耕作权，“任付业主起佃耕种管业”。

尽管萧家完全退出了该田的使用，但并不妨碍其继续追价（因为仍保留有回赎权）。从相关的契约中可以看到，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二月，萧家再次立洗断契，将该田的一半完全卖断，从而失去了这一半土地的回赎权。

2．可能出现“一田两卖”

由于土地的耕作权仍留在原典主手中，迫于贫困等因，原主昧着良心重张典挂，可能出现一田两卖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寿宁县胡兰增将田多次交叉典卖，引起叶新沣与吴正洧的争田讼端。

在此案中，胡兰增多次出现一田两卖：将局下桥上塅卖给叶新沣，再卖给吴正洧；将局下桥下塅卖给吴正洧，再卖给叶新沣。其卖田有如此之便，主要是“叶、吴二契之田并仍小的承回耕种”，钱主对于这种既没有耕种权也没有召佃权的土地管理，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才为“一田两卖”留下空间。

而官府的解决办法，也只是根据原田主的建议，将田断卖给出价较高的那个承典主，由高价承典主再出价钱归还另一承典人。在该案中，官府并未站在第一承典者的立场，维护他的先买权。

无独有偶，寿宁吴氏家族也遭遇了“一田两卖”的窘境。起因是韦浩章之父韦文龙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间，将坐落于后洋村的二号田合租八十八贯，送卖给表兄吴雪岑为业，并经过二次的找贴和尽断，双方约定再无贴无赎，即二号田已经完全归属吴家为业。

贴断之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又将另一号坐落青竹岭村名叫沙坵之田二斗卖给吴家，得价二两。但该田属于“典田留耕”，“契载年纳谷二十贯”。此后20年间，不仅“租全欠未纳”，且又将该田转卖于钱主曾杨玉而导致吴家控告。

“蒙县太爷公审，劝吴边将沙坵田价二两内，拨出一两与浩章为后洋田洗手之资”，并要求韦浩章就后洋村二号田立下“再杜断割绝契”，意即吴家不但在沙坵田的争讼中失败，还要将其原来的二两田价中，让出一两作为二号田的“洗断之资”。

同样，官府不但没追究原田主的责任，反而体谅原田主的处境，不仅承认他的再卖之举，还帮他得到其他田土的贴价，默认了原田主“典田留耕”之后的处置权。

3．造成虚租与实租的对立

载租与实额有差，这在契约中多见。究其原因，大概是之前收成估计偏高，或是因为田亩被大水冲塌、土质变差，造成实租与虚租的对立。有些则是因为在契面所载为登场分收的湿谷租，转化为干租，或干租转化为米租后，可能减少20％～30％。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典田留耕”之后，扣除部分钱粮，剩下的实际地租。

因此，在判断属于哪种情况时，还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如下契：

立承批人陈云富，今在徐宅毓酉弟边承得水田一号，土名坐落新田安着，受禾四斗；又号土名瓦窑岗安着，受禾五斗；又瓦窑坪安着，受禾一斗；又岩下仔安着，受禾二斗。共田一亩二斗，立承前来耕种。三面言约递冬交纳租谷七十二贯正，折实谷六十五贯足，一一理还明白，再不敢欠少，其田亦不敢抛荒失界，今若有凭立承批存照。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廿五日。

在该契中，12斗之田，收租72贯，该贯为大贯，当有720斤。但实额为650斤，不符合干湿租谷的转化率，一般情况下是代纳钱粮造成的。

还有一些契约，契面直接体现分成租与定额租的对立关系，如乾隆七年（1742年）闽清县的时登立寄佃契，其曰：立寄佃弟时登，祖置有民田根一号，坐产本都上洋，土名中壑垅，受种二斗，载租五硕，递年两季早冬不拘损熟，与田主张世美对半均分。

该田受种二斗，“载租五硕”，是为定额租，但到真正收租时，主佃“对半均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嘉庆二十年（1815年）寿宁县光义立承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范本：

立承批族侄光义，今在族内兆诗叔边承出水田一号，坐落三面杜家洋村土名清水垅安着，合晾租谷二百五十贯正前来耕种。面订递冬面割，四六均分，田主合六耕者合四析晾分。至二百五十贯租满以外，余者耕者收回，田主不敢多取。如租额未满，耕者定要□足，不得少短。自承之后，其田不得抛荒失界，亦不得私去背割。如或背割，其田任凭兆诗召佃耕种，侄边再不敢霸耕等情。先将言尽，并无反悔之理。今欲有凭，立承批为照。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廿七日。

分成租在清代的寿宁县契约中仍占主导地位，该契呈现出分成租转向定额租的实际操作过程；同时也证明，将分成租转化为定额租，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周宁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