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脉·人物 ｜ 朱熹与书院文化：讲学会友 取善辅仁

2021年3月，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1183年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阮雪清 摄）

朱熹园是朱熹创办的诸多书院的代表，是朱子理学发展的历史见证者。

朱熹一生对书院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他立朝仅46日，任官约十年，其余时间皆从事讲学著述，是谓“琴书五十载”，一生主要深耕于书院，促进儒家思想文化的创新，影响力远播海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

朱熹钟情于武夷山水，在此地创建了多所书院著书、讲学，因为朱熹与武夷山水的这层关系，后世儒者对武夷山水越发敬重，涌现了一批描绘武夷山水的画作。这是明代丁云鹏的《武夷九曲图》（局部）。（来源：上海博物馆网）

从南溪书院到紫阳书院：理学宗师的成长摇篮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郑氏馆舍（南溪书院）。他幼承父教，五岁甫入学便能读《孝经》，自勉之：

不若是，非人也。

南溪书院，位于尤溪县城南的公山之麓。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诞生于此。（来源：尤溪县纪委监委）

南溪书院内有半亩方塘，让人不禁想起朱熹的名诗《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以“半亩方塘”比作书，以“天光云影”喻书中蕴含的义理，以“活水”比喻新知新悟，告诉人们只有不断吸纳新的思想和事物，才能守正创新、与时偕行。

朱熹自画像。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宋朝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后人尊称为朱子。（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 供图）

朱熹六岁随父迁居政和星溪为祖母守丧，就读于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十一岁迁居建安，受教于环溪精舍，开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立志阐扬儒家圣贤之学，以追求圣人境界为至高目标。朱熹十四岁丧父，父亲将他托付给好友刘子羽，朱熹此时受教于“武夷三先生”（即刘子翚、刘勉之、胡宪），访学于兴贤、紫阳、隆教等书院。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自号病翁，人称屏山先生，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刘子羽之弟，南宋著名理学家之一。（资料图片）

朱熹一生不断追求德性和学问的丰盈，终成一代理学宗师。南溪、云根、星溪、环溪、紫阳、隆教诸书院留下朱熹许多好学深思的故事，日后朱熹总结出六条读书法：一曰循序渐进，二曰熟读精思，三曰虚心涵泳，四曰切己体察，五曰着紧用力，六曰居敬持志。

“朱子读书法”启示后人，读书要深入浅出，要有恭敬的态度、坚定的志向，要持之以恒，要眼到、口到、心到，要虔诚虚心领会圣贤用意，要将书中的道理付诸实践。

创办环武夷山诸书院：朱子理学逐步完备

朱熹一生“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博采百家精义，建构出以“理”为核心，涵盖自然、社会与人文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成为理学集大成者和闽学代表人物，影响远播海外。朱熹现存著作25种，600余卷，2000万字左右，其理学研究和代表著作多在他环武夷山手创的诸书院中完成。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创办寒泉精舍。寒泉五年，朱熹开始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集在一起作注释，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西铭解》《伊洛渊源录》等著作，并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近思录》14卷，这是我国古代重要哲学选集。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构建其理学体系。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于建阳莒口云谷山创办晦庵草堂，他作《云谷记》赞此地“其旷然者可望，其奥然者可居”，抒发了以“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为乐的心志。朱熹在此著书讲学三年多，继续集注“四书”，并写了《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等诗。这段时间，其弟子蔡元定在云谷山对面结庐耕读，师徒相约学有疑难时“揭灯为号”，次日聚首解难释惑。在晦庵草堂，朱熹的理学思想更加系统化。

朱熹环武夷山创办的又一所深有影响的书院是武夷精舍，建于淳熙十年（1183年），地处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发展为今天的朱熹园。他在武夷精舍研学八年，大批学子纷纷负笈而来，众多理学家也相继在周边择地筑室，蔚成一方学园。

在这里，朱熹完成了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布，这标志着朱子理学体系的成熟。

朱熹对此书的写作十分用心，不断修改，倾尽了毕生心力，他本人对此书也十分满意。《四书章句集注》中，原本是《礼记》中的篇目《大学》《中庸》单独抽出，朱熹为之章句，仔细探究一章一句之意义；《论语》《孟子》则融会前人之注解，所以称为集注。元代之后，《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读物，一大批诠释“四书”的著作涌现。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迁居建阳考亭，在此创建沧洲精舍（考亭书院）。

考亭八年，朱熹完成了《书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著作，并编写教材刊刻行世。考亭书院声名日盛，八方学者慕名而来，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

环武夷山诸书院蕴生了朱子理学，也造就了闽学，被誉为“南闽阙里”“道南理窟”。

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系统完整的学规

朱熹一生以兴教为己任。他笔耕于书院，立教规，树学统，不仅将“四书”“五经”及其诠释性的著作列为主修科目，还“引进士子，与之讲论”；他兴学于书院，立德树人育才，桃李遍天下，这些学生继往圣、开来学，成为朱子理学和书院的传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耕耘者和传承者。

朱熹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上。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在开学时亲自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成《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校规教规学规，它不仅为中国书院树立了规范，也在汉字文化圈得到广泛接受。

《揭示》言简意赅，依次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部分。朱熹制定这部学规的目的，是要教人“为人之道、为学之方”，纠正南宋官学及科举考试中“钓声名、取利禄”之弊端，切实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

《揭示》充分反映了理学追求“学以为己、学以成人”的修身思想，朱熹认为成才必先成人，“明人伦”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成才便要穷理、笃行，“穷理”在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尚在认知层面，“笃行”则上升至道德践履的高度，即为修身、处事、接物。通过“穷理”“笃行”，以期实现理学家们“传斯道而济斯民”的远大抱负。

朱熹还论述了“小学”和“大学”教育。他认为八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主要是教之以事；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栋梁，主要是明之以理，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朱熹依据循序渐进、由事至理的原则自编教材，编写了《童蒙须知》，其中有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杂细事宜，体现小学教育侧重教之以事的特点。大学教育则以“四书”为主，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形成浓郁的理学教育特色。

论道岳麓书院：开创书院会讲先河

朱熹认为书院既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是思想文化激荡交流的平台，需要博采众长的学术态度，“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在岳麓书院不仅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在书院辩论、碰撞，而且鼓励山长和生徒之间的学术争鸣、教学相长。

朱熹开创了“会讲”，其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是书院区别于南宋其他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会讲”之道注重学术交流，目的是彰明道理。朱熹说：

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

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春日》表达的正是他孜孜以求追寻圣人之道的志向，也描绘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之风：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乾道三年（1167年），在岳麓书院，朱熹、张栻跨时两个多月，围绕“太极、乾坤、中和、仁”四大议题朝夕晤谈，是为“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引来八方学者跋山涉水而来，“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盛况空前。此次会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永远改变了岳麓书院，元代理学家吴澄说：

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后来，朱熹知潭州时，主持兴复岳麓书院，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岳麓书院的声名更加远播。

淳熙二年，朱熹又在江西上饶鹅湖寺开办“鹅湖之会”。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围绕“为学之方”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朱子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多观察，多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才得出结论；陆氏则从“心即理”出发，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双方讲论三天难解难分，但学术发展却在争论辩难中推向新的高度。

之后，朱熹再于淳熙八年（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题目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这是一个经典的题目，但陆九渊却说出了新意。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只是从其行为来看，而要从其志向来看，陆九渊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所以“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的讲说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听者至有泣下”。

朱熹也将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刻于石上，并亲自作跋推崇。

中国书院史记载了这些“会讲”之盛况，长存着这些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激荡发展的典范和佳话。

据考证，朱熹创建、修复，读书、讲学或题词刻匾、赋诗作记的书院达67所，还整顿了同安、南康、漳州、潭州等地的官学。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朱熹留下足迹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等，实地感受书院之厚重与中华文化之博大。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学术史最有成就者则为朱熹”。朱熹既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也是书院教育之集大成者，其创办、讲学的书院在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中坚持以文化人、以道正人，维系世道人心，化成天下，故而气象浩大，视野宏阔，也只有如此方能担当起传续文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