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泉精舍何以被朝鲜李朝学者所效仿

寒泉精舍遗址远眺。

寒泉精舍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创建的第一所书院，在建阳崇泰里马伏天湖之阳，宋时地属崇泰里后山铺东，旧名“寒泉坞”。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亲祝夫人逝世。次年正月，朱熹葬母于此，并于墓侧建精舍，匾曰“寒泉”，在此守墓、读书、著述和讲学。由于建于其母墓侧，为其守孝之时，朱熹有时也以“坟庵”称之。

朱熹此举流传到朝鲜李朝，往往被李朝学者所仰慕和效仿。河弘度曾于方丈之南士林山麓构茅舍新斋，因仰慕寒泉精舍而名以“慕寒斋”。效仿者如赵锡胤、李采、姜允齐等甚至直接“抄作业”，将其书院也称为“寒泉精舍”。对此，朱门后学朝鲜学者李种杞有一代表性的解读。他说：“坟之有庵，所以寓孝思备展扫也，非为读书讲学而设也。”接着，他笔锋一转：“然晦庵夫子于寒泉精舍，亦尝与生徒讲授。自是世之笃行君子者，亦往往取法焉。盖夙兴夜寐……亦不出于修身讲道而已。”

李种杞对朱熹守孝期间既“寓孝思备展扫”，又设精舍讲学的开先河之举，除了给予充分的肯定之外，还将此举与修身讲道联系起来，并对世之君子所效法的原因作了必要的阐释。

没有“方圆”不成规矩

中国书院的辉煌出现在朱子学派崛起之时，而不少书院的建筑形成规模，却是在朱子逝世之后。其原因在于朱熹讲学之时的书院多为私学，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大兴土木，故朱熹在建阳创寒泉精舍，不过是简陋的茅屋数间而已。

由于设施过于简陋，甚至已影响了朱熹的讲学效果。他在给蔡元定的书信中说：“寒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坐，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间，却无此扰。”“亦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由此可知，书院的建筑虽为讲学的外在条件，但会直接影响讲学的内在“规矩”。此为历来教育家均重视书院建设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书院条件的改善与创建者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靠的不是“心想事成”。朱熹后来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由于仅凭他和门人弟子的自力更生，其草创时期的原始规模，也只不过是草屋三间而已。

有资料表明，由于精舍草创，寒泉讲学期间，从学于朱熹的弟子今可考见姓名的仅有20多人。其中，有来自泉州同安的许升，建阳的范念德、蔡元定、刘爚、刘炳，邻县建安的李宗思，崇安的吴楫，邵武的冯允中、吴英，顺昌的廖德明，古田的林用中、林允中兄弟，长汀的杨方，莆田的方耒、方士繇等。这一时期从学的生员虽不多，但却有不少弟子如蔡元定、林用中、刘爚、廖德明、杨方等，后来都成为朱熹学派的中坚力量，代表了朱熹学派萌芽时期的勃勃生机。

奠基之作井喷而出

寒泉精舍讲学时期，也是朱熹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其研究成果，是一批为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奠基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

从思想渊源来说，朱熹的思想源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而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乾道九年（1173年），他在寒泉精舍编纂的《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书中列入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共47人的言行，来阐扬他们的学术传承和师友渊源。全书以宋代儒家学派中影响最大的程颢、程颐，即“二程洛学”为中心，而兼及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先天之学。在本书中，朱熹以“伊洛渊源”传授系统，揭示北宋理学各主要学派的传授渊源。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朱熹在考亭沧洲祭祀孔圣和四配，又将北宋道学先贤周、张、二程等作为从祀。这一祭祀学派先贤的开先河之举，与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伊洛渊源录》及其理学思想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和出版，鲜明地揭示了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渊源和建构，从学术传承的角度阐明了儒学的道统之传。而乾道八年（1172年）在寒泉精舍成书的《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则是其四书经学体系的开篇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的《近思录》十四卷，是朱熹与浙东大儒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共同编辑的一部理学入门书，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哲学文章选编。

淳熙二年四月，吕祖谦与朱熹相聚于寒泉精舍。他们共同研读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深感北宋四子的理学著作博大精深，难以为初学者掌握，“因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成此书初稿。从四子的《太极通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传》《横渠先生文集》《二程遗书》等14种著作中，辑出622条，分为十四卷。

据朱熹弟子吴振所记，各卷纲目为道体、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制度、君子处事之方、教学之道、改过及人心疵病、异端之学和圣贤气象。续传弟子叶采据此简化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十四卷。

“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道，皆粗见梗概。”“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远及近，庶几不失纂集之指。”（吕祖谦《近思录序》）此书内容广泛涉及程朱理学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等各个层面，被称为“性理诸书之祖”。

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也已在寒泉精舍编出初稿。该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要蓝本，“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朱熹将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和正统观贯穿其中，其意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变史学著作为理学教材，以维护和巩固王朝大一统服务的目的。

论学为主讲学为辅

寒泉精舍讲学时期，由于门人不多，讲学地点狭窄，故像后期在考亭沧洲精舍那样，升堂讲学的机会较少，而主要以论学为主、讲学为辅。

何谓论学？朱熹在《云谷杂诗》中揭示其特点为“高居远尘杂，崇论探幽冥”。其主要表现为，在与其他学派的论战中，将对方、己方的学术观点和论辩焦点、过程告诉门人，有时也让门人直接参加研究和讨论。这样，既在论学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又在论学中提高门人的学术水平和思辨能力。

杨方是乾道六年（1170年）从学于寒泉的门人。这一年，正好是朱熹对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宏所著《知言》提出批评之时。所撰《胡子知言疑义》表面上看，是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三人共同商讨的结果，实际上正是朱熹在与胡宏的传人张栻等通过反复论辩后，促使其逐渐转向，并取得一致认识后所形成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其要点是，针对《知言》提出的心以成性、性心体用等观点提出疑义，主张以心统性情或心主性情取代“心以成性”说；不赞成心性体用说，认为以心为用不妥，用是情，不是心。性情构成体用关系，而性心则不构成体用关系。

此外，对《知言》的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等论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论学中，朱熹把胡氏《知言》的主要症结告诉门人杨方，“《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

论学的第二层含义是，在与同门弟子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使其明辨是非，从而引导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回到理学阵营上来。门人李伯谏受佛学影响很深，朱熹约同蔡元定，数次与其论辩禅学之误。与李伯谏相似，崇安籍弟子吴楫亦为释氏所累，分不清儒学与佛学的区别何在，朱熹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信给吴楫说：“来书云，儒释之道，本同末异。熹谓本同则末必不异，末异则本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种之根，无缘却生两种之实。”他还写诗告诫：“未必瞿昙有两心，莫将此意搅儒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奉劝吴楫不要沉溺于禅学之中，从而干扰了儒家的学说，人生的乐趣应到孔孟儒家经典中去找寻。

寒泉精舍于元季倾圮。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世孙朱澍曾重建为祠堂，祀奉祝夫人和韦斋朱松。今祠堂无存，祝夫人墓则于1992年由韩国朱子后裔捐资重修。

（作者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