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图泰的困惑：名为“橄榄”的地方却没有橄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立有一座摩洛哥旅行家的雕像，他就是伊本·白图泰。白图泰是中世纪时期往来古丝绸之路的一位著名的西方旅行家，在世界史上与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尼可罗·康提并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根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白图泰初到泉州时听闻城市名为“橄榄”，连本地产的绸缎也叫“橄榄缎”，他心中十分困惑：为什么一个名为“橄榄”的地方却没有橄榄？这其实是一个由语言引起的小误会。

当时的泉州名为“刺桐城”，因为五代十国时占据闽南地区的军阀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环城遍植刺桐树而得名。唐朝陈陶就在《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一组诗中表达了他对刺桐花的热爱，诗句“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直接展现了火红的刺桐花环绕泉州城盛开的艳丽壮观的景象。

那“刺桐”为什么会被白图泰理解为“橄榄”呢？著名的东方哲学和中国宗教学者霍华德·史密斯在《论刺桐城五个世纪的中外贸易》一文中提到，13世纪到14世纪经常来泉州的阿拉伯水手用发音相似的阿拉伯单词Zaitún（阿语中意为“油橄榄”）为汉语“刺桐”提供了音译，于是来华的西方人多称泉州为Zaitún（也有Zaytún、Zaiton、Zitún等其他叫法）。白图泰显然不了解这一叫法的由来，便误以为泉州叫作“橄榄（城）”了。

有文献记载，橄榄树早在汉代以观赏树的身份引入中国，名为“齐敦”。唐代段成式创作的志怪小说《酉阳杂俎》中说道：“齐墩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今叙利亚），拂林呼为‘齐虚’。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芝麻）也。”后有学者曾考证齐墩果即西方的油橄榄，是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产物，经由波斯（今伊朗）传入我国。假如白图泰在泉州确实没有发现油橄榄，那么油橄榄传入闽南地区应是元代以后的事了。

白图泰出生在非洲西北部的阿拉伯国家摩洛哥，年幼时学习伊斯兰教神学，21岁时离家前往麦加朝觐，之后约30年时间在亚非欧的44个国家旅行，总旅程长达73000英里（约11.7万公里），曾到达我国的泉州、杭州和北京等地。

1342年，当白图泰在印度任法官时，元朝派使臣与印度通好，白图泰随即与使团回访中国。访问中国的旅程极为不顺，他经历了叛乱、逃亡、风暴、海盗袭击，九死一生。最终，白图泰乘船经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前往中国，并于1346年成功抵达他来中国的第一站——泉州港。

白图泰对元朝时期的泉州赞不绝口。他赞叹当时的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作为一个大海湾，泉州港延伸入陆地直至与大河汇合。其实，就造船业来说，泉州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据《游记》描述，泉州港停泊的大帆船就有百来艘，小船数量不计其数，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些大船的帆用藤蔓制成，编织在一起状如蒲席，且常挂不落。大船需雇千人，其中海员六百名，战士四百名。大船之后往往跟有三艘小船，体积分别是大船的半大、三分之一大和四分之一大。即便是在海外见到的这种大帆船，也仅出自泉州（或广州），足见两地的造船业在当时多么发达。

这样的大帆船靠人力摇动巨桨前进，有的巨桨状如桅杆，需近二十人才可推动。大船内部功能齐全，结构精细。内有甲板四层，设房舱、官舱和商人舱。旅客可携带家眷，在舱内闭门居住。官舱较高级，内有厕所，还能上锁。船上的海员也可携带子女上船，可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大船设有船总管，好似一个高级长官，船上岸时由黑奴手执刀枪前导，身后有鼓号伴奏，排场很大。

白图泰感叹：“每艘（巨船）都像一个独立的城市，有些中国人会拥有许多这样的船只。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如此看来，这种由泉州制造的巨船有如今日的豪华游轮，造船工艺极为精湛，其他国家是无法匹及的。

白图泰来中国的时间刚好是元朝统治终结前的和平时期。基于他的亲身经历，白图泰称：“中国对于旅行家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宜居的国家。即使你携带了很多钱财，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独自行走九个月，无须担心。”当时朝廷采取“开放门户”的政策，鼓励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新移民，因此国内各族人等皆有。

白图泰提到中国的瓷器只在泉州和广州制造，还介绍了烧制细节，说当时制造瓷器需要用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烧制时要加入一种特殊的石块，烧制三天，再泼上冷水将其化为泥土，之后进行发酵，好的瓷器要发酵一个月，次的发酵十天。他说这些瓷器是所有陶制品中最为精美的，且其价格较低廉，远销海外，甚至可达他的家乡摩洛哥。

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有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等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种类繁多，销往海外多个国家。近些年，考古队在南海、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沉船上都发掘出了大量泉州陶瓷，说明泉州在古代就是著名的陶瓷生产的源头和贸易枢纽。现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也都珍藏有精美的泉州陶瓷制品，例如大英博物馆馆藏泉州瓷器就有千件，其中德化白瓷质地细腻醇厚，制作极其精美，巧夺天工。泉州德化也因其卓越的瓷器制造、巨大的产值和出口销量，被誉为“世界陶瓷之都”。

令白图泰瞠目的是泉州的丝绸产量极高，价格低廉，一件布衣竟可抵好几件丝绸做的衣服，还是当地穷人的衣料，丝织业获得的利润大概主要靠的是出口海外，在本地似乎赚不到什么钱。他的描述应是符合实际的。作为“海丝”起点的泉州在古代就因为雨水丰富、温度适宜，十分适合种桑养蚕。《新唐书》曾记载泉州清源郡“土贡：绵、丝、蕉、葛”。《唐六典》提到“泉之绢”位列全国第八等。《闽书上供》提到泉州上贡的贡品有“贡丝二百两”。说明泉州古代生产的丝绸质量优良。

唐五代时，詹敦仁在《迁泉州留侯招游郡圃》诗中写下“千家罗绮管弦鸣”的著名诗句。泉州到宋代已经成为丝织业中心，产业与杭州不相上下，上贡的葛布和绢就达万匹。北宋重臣泉州府人苏颂就曾写“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称泉州丝绸可与四川、江浙一带久负盛名的丝绸产品相媲美。到元代，随着贸易网的扩大，泉州的丝织品贸易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有名的东方大港，其繁盛令西方人大为震惊。明代禁海令颁发后，泉州海上贸易受挫，丝绸产业日渐萧条。到清代时，泉州陆上人口密集，“地不足于耕”，更没什么人种桑养蚕了。

与更为人熟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相比，白图泰游历的地区更为广阔，曾抵达亚非欧的重要文化中心。因此，有学者认为白图泰超越了马可·波罗。1356年，白图泰返回故乡后，摩洛哥的苏丹（即统治者）派人将其丰富的旅行见闻记录成书，于是就有了闻名东西方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他也因此成了世界历史上最知名的旅行家之一。

这本《游记》涉及多个国家在14世纪的地理、历史、经济、风土民情等多种信息，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资料，极具学术价值，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谊的见证，也是全人类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该书先后被翻译为英、法、德、俄、中、日等十几种语言，中文以马金鹏译本最为有名。

白图泰在书中刻画了一个繁盛的“刺桐城”。他眼中的泉州巨船、细腻精美的瓷器和随处可见的价廉物美的丝绸，向当今世人展现了古泉州的壮观和绚丽。作为穆斯林的他在泉州的美好体验，也充分说明了古泉州对不同宗教文化的慷慨包容。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