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长汀县城北卧龙山下的福音医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频繁战斗的艰苦环境下，闽西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一方面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缺医少药的情况很是普遍。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十分落后，群众生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的现象常常发生，封建迷信十分盛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结合农村地区革命实际，坚持一切为了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医疗卫生工作因军而生、因党而兴。

“看病免收诊费”

医疗卫生工作关乎群众的生命健康，关乎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更关乎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1929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决议案的第八部分专门阐述了“优待伤兵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对卫生医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会上以蛟洋医院为例，批评当时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缺点，如“无组织状态”“医官和药太少”“不清洁”等问题，详尽地提出七项解决措施。决议明确要加强党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指出“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同时，明确医疗卫生工作要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医疗卫生工作。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各区乡设立公共看病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聘请医生，为群众看病免收诊费”。闽西各县苏维埃政府纷纷响应，上杭才溪区成立了医疗所；永定成立了太平区卫生队，设立了后方医院，如第一区湖雷后方医院、溪南区后方医院、金丰区后方医院；宁化把农村土医、郎中组织起来办诊疗所，全县20多所，替群众看病，不收看病费。

据《红旗》报道：“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设立公共看病处，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区诊断，不取分文钱，同时各地均设立药材合共社（或名公共药铺）。这里恰恰给了那些专门靠菩萨骗人吃饭的庙祝吃了一点暗亏。”

闽西苏区作为党的局部执政尝试，十分注重保护群众健康权利。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规定，工场作坊工人“因病回家，要给予川资”“工场作坊内卫生要东家设法改良”“木排、拖树、船夫工人在工作期间内，疾病死伤者医药费、抚恤费由东家发给”。《保护老弱残废条例》规定，“凡无亲属之孤儿及老病残废者，由政府设法给养”。

同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组织成立闽西残废院，规定“凡属残废及衣食不能自己且无依无靠者，不论男女老幼，不问地方界限，皆得入院”。院址设在龙岩爱生医院旧址。

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号指出，遗弃婴孩“这种举动实极人类之残酷！更有恶毒媒人，骗钱害命更为痛心”，要求各县政府布告禁止遗弃婴孩，严治媒人骗钱者。

1930年11月，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劳动法决议案》，规定“女工产前产后不做工，工资照发，并要东家津贴生育费；女工在月经期内，五天不做工，工资照给”。

“要同疾病做斗争”

闽西群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十分落后，如人畜同居、乱倒污水、粪渣遍地、个人不注重卫生清洁等现象十分常见。闽西地处山区，气候相对潮湿，这为流行病疫的传播提供条件，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健康。如1932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两地区传染病流行，“痘疮、猁疾、麻疹、虎列拉……发生者亦颇惊人，死亡率中传染病者占十分之六七，一沾此疫，服药亦甚困难”。

为提高群众卫生健康意识，闽西苏区进行广泛的卫生健康宣传教育。首先，坚持预防为先。1932年5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把卫生纳入初高级列宁小学的教材内容。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注意公共卫生，私人注意个人卫生，防止疾病传染，保护身体健康，努力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印发的《卫生常识》是指导群众进行预防卫生教育的重要文件，对饮水卫生、食品管理、传染病预防、环境卫生以及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举措，如“吃塘水，用塘水洗菜、洗米之害处；住房内不要放粪桶、尿桶；叫魂治病等于自杀”等内容。长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招待股制定的宿舍规则：“须注意卫生与整齐。不得随处小便。不得随地吐痰。不得乱抛纸屑、废物及乱倒污水。起床后洗脸、漱口，须依照先后次序不得乱抢。”

其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卫生宣传教育。闽西苏区组织卫生教育人员，通过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渠道，讲解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讲究卫生的好处；结合卫生标语、歌谣、传单、讲演、戏剧等形式，教授简易可行的卫生方法，如通风、熟食、除污、灭蝇、熏蚊和隔离病人。当时的上杭城乡流传着一首朗朗上口的《卫生运动歌》：“要同疾病做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饮食居住要清活，传染病人要隔离。公共卫生要做好，扫除污秘莫留停。吐痰便溺莫随便，消灭蚊子并苍蝇。打仗、生产都要身体好，开展卫生运动保健康。”

中央苏区政府主办的许多卫生健康报刊在闽西地区广为流传，如《健康报》《红色卫生》《四种病》等，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中央苏区编印的《工农读本》（第二册）关于卫生预防的知识浅显易懂，如“清洁：清洁好，清洁好，常洗衣，常洗澡，家庭常打扫”“扑灭蚊蝇：蝇能传染痢疾，蚊能传染疟疾。蚊子咬了人身体，蝇子飞到菜饭里，都会传染疾病。要想不生疾病，就要扑灭蚊和蝇”。

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闽西苏区大力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帮助群众树立健康良好的卫生理念，改变以往落后的生活习惯，对移风易俗起到重要作用。

“用中西两法治疗”

国民党对闽西苏区进行多次军事“围剿”，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剪刀差”现象频频发生，苏区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党紧紧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千方百计支持发展医疗卫生工作。

1930年起，闽西各地区乡苏维埃陆续成立药材合作社，其形式有一乡或几乡联办，或以区为单位。资金由政府投资，群众自愿入股集资、合股经营。上杭才溪区药材合作社办得比较出色，《斗争》第十八期记述其情形，“才溪区是一个模范区，合作社工作亦比较好，全区有药材合作社三个”。

闽西苏区积极鼓动群众做拥护与慰劳红军等工作，如县、区各级革命互济会通过发动群众，协助苏维埃政府优抚烈军属，慰劳伤病员。在红军医院驻地，广大妇女组织慰劳队、宣传队、洗衣队、运输队、保护队，鼓励伤员安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归队，打击敌人。1933年2月，据《红色中华》报道：“才溪区举行大规模的慰劳红军伤病战士，慰劳品共计九十余担，计粘米末一百余斤，禾秆二千余捆，番薯数百斤。群众代表共百余人，前往医院慰劳，分头慰问各伤病战士，晚间在医院内召集大会，会后表演白话新剧，会场空气十分热烈，各伤病兵甚为欣慰。”

闽西苏区注重团结中西医力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上杭才溪后方中医院的医生有中医王赠接、王时两人，西医王进一人。彼时医院缺医少药，基本以中医中药为红军伤病员医治，当时治疗伤口的药方：“石骨二两，洋血结一两，轻粉一两，生乳香一两，正二拨二，珍珠三钱。共研末撒伤口一日二次，外用生烟开水浸贴口上。”

1932年，上杭才溪区苏维埃政府举办一期学制二年的中医训练班，学员由各乡苏维埃政府推荐，有黄德星、阙文达、郑廷基、王华玉等共计13名，学习课程主要有《药性赋》《汤头歌诀》《脉诀》《伤寒论》等。闽西山区的药材十分丰富，当时的红军医院大力鼓励中草药人员贡献民间偏方，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闽西苏区还发动组织群众到山上采集中草药，以弥补西药供应之不足。

另外，闽西苏维埃政府实行经济保护政策，鼓励商人进行贸易往来。据邓子恢回忆，为调动苏区商人与白区商人贸易的积极性，“允许他们对沿途民团关卡行贿走私，而我们免收税款，并在军事检查上予以方便”。

1933年至1934年期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相继设立省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长汀分公司，购进金鸡纳霜（奎宁）、阿司匹林、碘酒等西药，也购入食盐和医疗器械等紧缺物资。宁化的外贸部门和地方武装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到外地采购药品，日夜兼程，秘密通过封锁线，或到白区游击，缴获敌人的药品，解决缺医少药问题。

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了来之不易的医疗卫生工作新局面，闽西群众用山歌表达对红色政权的无限热爱：“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人家。贫苦人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天下。”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