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丨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占城稻的引入，对于福州人而言还有其他的重要意义。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占城稻的引进和栽种，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把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变成了可种耕地，有效地缓解包括福州在内的福建广大区域的粮食问题。福建人民，特别是福州、莆田、闽南一带的沿海人民，除了冒死出洋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农业，成为福州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北宋崇宁三年(1104)，福州开始收取田税，福州田税占全福建赋税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二

占城稻所带来的“现世安好”，只是暂时性缓解了中国粮食问题。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人口的增长，缺土少粮的问题再一次制约中国历史的前行。

这时候，占城稻所带来的红利，基本上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光靠小麦和水稻已经力不从心。为难关头，还是闽人再度挺身而出，他们不断地向异域进军，经商贸易的同时不放弃寻找能为饥荒黑幕带来曙光的新物种。

这一次，他们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从凶悍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生命之粮”。

陈振龙，生活在明万历年间的福州海商，和他的先辈一样，远离故土，来到当时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的吕宋岛（今菲律宾马尼拉）经商。

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他们通过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带来了南美的白银。他们用这些夺自南美人民的白银与中国海商（主要是福建商人）进行贸易，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

在福建被称为“番薯”的农作物，正是西班牙人掠夺南美白银的副产品。他们将原产于南美的红薯、马铃薯、玉米等作为压舱物，运到菲律宾。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这些南美作物蓬勃生长，成为当地人重要食物。

到这里的福建商人见到番薯容易繁殖而且产量大，想到了地少人多的家乡人经常处于饥荒的阴影之下，如果能将番薯带回故乡，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故乡非常紧迫的粮食问题？

当时西班牙政府不允许红薯、玉米、马铃薯之类的作物出口，违者处死。

在陈振龙之前，不少闽商冒着生命危险期望将这些有可能缓解故乡饥荒的“生命之粮”偷运出吕宋，都无法顺利实现。

陈振龙经过深思熟虑，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躲过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层层搜查，渡海由漳州月港回国，后带回福州培植。

红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特别适应福建不太适合种植五谷杂粮的红土壤。就算是海边盐碱化严重的贫瘠沙地，红薯也能顽强地扎根并结出丰硕美味的根茎。

番薯在福州试种成功，适逢闽中大旱，五谷少收。远道而来生命力顽强的红薯在这次的灾荒中填饱了很多灾民的肚子。随后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红薯种植，目的是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他一开始并不盲目相信地瓜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这才决定在全省推广种植。金学曾还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书中对红薯的生长习性、传播路径、种植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是对红薯引进过程和种植经验的高度总结。

福建人感激金学曾对这种救命粮的大力推广，将这种原名为“朱薯”的食物改称为“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故又称“番薯”。道光年间(1821～1850)，何则贤等士绅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其后“先薯祠”废。1957年，福州市政府于“先薯祠”旁新建“先薯亭”，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