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有三大问题突出。

一是定位过高。大型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省内中心城市，或者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

二是速度过快。一些城市体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却没考虑自身的“消化能力”。贵州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三是用力过猛。广东某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其中大部分划为生态用地，限制工业开发。而记者走访发现，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有了生态没了经济”，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某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城镇化离不开政府规划，但定位过高、速度过快、用力过猛的问题，根源是政府行政过度驱动，部分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很好的认识，主观决策意识浓厚，缺乏必要约束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记者在贵州黔东南某市发现，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盘山路上，还分了不同区域，有的规划卖茶、有的区域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做餐饮。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像政府这样“造城”，想法很好，但难度太大。“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如果是我们这样的市场机构，肯定会在前期对人流和来客量做深入调查。”

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何锦超认为，有些城市的领导气魄很大，几亿资金投入，其实钱都是纳税人的，花钱有没有走完法定决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场，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也扭曲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