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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房地产税是治本的长效调控手段？
贾康：是的。制度建设中建立框架后，会动态推进制度优化，这类制度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注意力、偏好而改变，值得把它搭好。改革就是解决制度安排问题，税制改革就是税收制度安排的优化、攻坚克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硬骨头”，但一旦框架建立，能正常运行以后，就是长效机制，关系到现代化国家治理。
南都：房地产税推出后，限购应该取消吗？
贾康：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一些地方看到市场有调整、分化行为，已纷纷取消。未来条件具备，对商品房、产权房的限购应统统取消。搞市场经济，对商品房长期常态化限购没有道理，应该更多靠公平竞争环境中的政策杠杆、制度调节，发挥可持续可预期的优化作用。
南都：您在书里说房地产税也是“土地财政”要素？
贾康：房地产税按照它的特点来说，应当成为有成长性重要的地方税主体税种之一，美国地方政府主要就靠这个税过日子。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税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政府辖区内的土地形成的不动产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而这种“土地财政”是健康可持续的，所以房地产税可以矫正我国当前单打一地靠土地出让金这种“土地财政”里的短期行为和相关偏颇。
谈难点
基本住房免征房地产税减少阻力
南都：您认为房地产税开征最大难点在哪？
贾康：一句话，还是既得利益，总书记多次说“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说这些事。
南都：是不是在官员中此税推行阻力较大？
南都：有一部分官员会反对房地产税，因为他们手中积累一些好房大房，但不一定都是违规违法所得，有各种历史原因：比如过去分房，家里子女多可以多分，有的老干部家里先后分到4套，以后又商品化了；又比如很多地方房改后推出所谓的集资建房、改善房，但按行政级别来分配，官越大，房子越大。我觉得官员也要考虑自己的物质利益，所以最实在的还是第一单位扣除，也就是明确扣除第一套房或扣除人均多少平米后征税，很多官员就可以接受了，如果全部征税，很多官员确实接受不了，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很难过体面的生活。
南都：您不赞成普遍征收，一再强调要让社会“吃定心丸”，这个很重要吗？
贾康：很重要，这是社会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改革方案可行性的大前提问题。我一直强调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一直强调不能照搬美国全面征收的模式，这在中国不具备条件。要让社会接受，应该调节有支付能力的人，只针对完全的商品房、产权房的高端，保障房则根本不在内。
南都：到底怎么扣除，争议较大，您赞同哪一种？
贾康：争议中的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技术上在不动产登记信息“一网打尽”情况下也没有难易度区别，到底选哪个，现在没有定论，需要充分征求意见，走立法程序定。按照人均多少平方米扣除，执行起来可以精细化，但网上有人以一种假设的情景表达质疑，比如按照人均40平方米来扣除，一家三口住120平方米的房子不用交税，这时突然出现不幸事故，孩子在车祸中身亡，父母悲痛欲绝之际，税务部门却来敲门征税，老百姓觉得于情于理不能接受。这给我的启发是，如果中国只能选择调节高端，那么能不能宽松一点，扣除第一套房子(基本住房)，第二套(改善房)的税率也可讨论能否优惠些，第三套按照标准税率征收。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不公平，因为第一套房有平米之差，不过拥有三四百平米大房子的人，毕竟较少。
南都：百姓比较关注房地产税开征后税负的增加，有观点认为现在税负已经很重了。
贾康：让有大套、多套房子的人来承担，从税制来说是合理的，让先富起来的人、成功人士多为国家做些贡献。原来，我们税制里大量由中低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那时可以用房地产税置换出来，向有承受能力的人征收直接税，同时可适当降低整个社会的税负、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痛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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