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京报“日志中国”操作案例看重大报道策划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新京报》“日志中国”栏目用整整一年时间，以新闻的方式回顾、重述这段历史。《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介绍了这一系列策划的操作与实施：

策划“诞生记”

要策划，首先就要开会，我们叫“头脑风暴”。从我开始到部门主编，再到部门记者编辑，大家都来聊，来出主意，在讨论过程中，就会发生碰撞，可能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意见就会得到采纳。当时我们就决定做一个跨年度策划，记录这30年的历程：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每一天选取这30年中间的一件重大事情，开展报道。

思路确定下来后，指定由深度报道部门做一个完整方案。方案做完后，要组成一个大的报道团队—由于整整跨度一年，且全部是原创采访，要调动很多资源，时事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文娱新闻中心、视觉中心，全部参与。方案出来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365天中每一天里，我究竟要选取30年中的哪一件事情？在具体的报道展开前，要把这30年的事情全部梳理一遍，而且要梳理到具体日子。这个“大事记”必须梳理清楚。后来我们是按月确定大的选题，比如3月把4月要做的东西梳理出来，梳理出每一天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观点（因为每期还有一篇相关的言论“新观察”）是什么，再由编辑分配给记者。

这些说起来简单，但中间涉及非常复杂的流程，我们甚至安排两个人花1个月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去图书馆、去上网，把30年每一年的大事记筛选出来，要防止做到后面又发现前面还有更重要的选题没有做，防止这种疏漏，然后才安排记者采访。实际上类似于写编年史。后来我们还搞了一场落地活动，就是改革开放30年高峰论坛，分成两块，一块谈思想解放，一块谈经济文化生活，采用新旧时代不同的风云人物对话的形式。请来了年广久、胡福明、濮存昕等。再后来陆续出了6本书。

这些落地活动，对报纸来说首先是品牌宣传，通过报纸上的相关栏目，把这些人请来，事实上从报纸落到实地。书出了2万套，而且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投入，就是把这个内容拿去做一个有偿的二次传播。当然品牌宣传的价值更大，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以新闻的方式操作历史

这个策划其实并非完全意义的新闻策划，而是一个带有一定宣传性质的报道活动。但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还是坚持了新闻原则。所谓新闻原则，就是虽然是回顾，但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创采访、报道，不是拿史料来抄那么简单，是要派记者采访，去寻找当年的新闻当事人。我们采访了很多人，比如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在整个改革开放30年报道中，《新京报》是唯一采访到他的媒体，他谈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新闻。包括现在“北京地理”板块的“大城记”，里面反映的很多东西，当时没有很好报道，对于今天的人来讲，这也是新闻。这让我们感觉到历史也可以以新闻的方式来操作，实际上拓宽了新闻报道的领域。

对我们来讲，“北京杂志”（“北京地理”板块是“北京杂志”在做）也好，文娱新闻也好，这些传统上属于副刊的东西，我们通过策划提高了它们的新闻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挖掘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新闻，同时我们提供在这件事情上所能看到的时代进步的脉络，包括这期间产生的一些新观点。比如“日志中国”每一期有一个“新观察”，实际是一个小评论，我们开篇请的是皇甫平。实际上这是贯穿始终的，通过每一天的一件事情来体现30年思想是如何解放的，每个“新观察”实际上都是回到这样一个主题，带有很强的新闻评论的观点在里面，对当下的社会仍然有指导意义，也希望反映出当时的事情对现在的影响。

整个“日志中国”从头到尾仍然是一个新闻报道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简单的回顾今天的人并不需要，也不需要报纸来提供，读者可以买书或上网查资料。所以我们坚持从头到尾都是重新的采访和报道，坚持原创。

 系列策划与日常新闻

“日志中国”就放在日常新闻版。而最近关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新闻报道，就是我们其他系列策划在日常报道中的集中体现。这个当下新闻实际和我们做的“北京地理”有关。有人报料给我们说那边开始拆除了，希望我们能去采访，让这个故居保留下来并恢复重建。

第一天报道就用了一个整版。报道了与拆除相关的各个方面：住户、开发商、有关部门等等，这些是一些动态消息。实际上我们已经参与到这件事情中，当天我们把北京市规划委的一个副主任叫到现场，他在现场叫停。同时在这个版面上，还展现了这个院落当年的风貌和历史，包括当年有关这个院落的散文《太太的客厅》。同时我们在评论版上跟进，约王军（《城记》作者）写了一篇评论。实际上，当天新闻版和评论版的配合，就体现了我们新闻策划的思想，也体现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接下来不断追踪这个事情，直到最后得到圆满解决。

像今年建国60周年，提前在做的一个是“大城记”，用“北京地理”的版面，60年做60期，每一年用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地理的概念，来做60年北京城的变迁。而“北京新闻”版在做一个60年的北京家庭史，我们叫“大生活”，就是做北京的家庭。因为我们是北京的媒体，所以我们想从更本地化，更微观的角度，从家庭、从普通人的角度展现60年的变化。（《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口述，张垒、梁益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