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新闻监督”演绎成“监督新闻”

“监督新闻”与媒介素养

几年前，在社会传播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声音中，从一个侧面不难看出，一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防记者”就成了事故处理中的重中之重。对于那些出事的地方来说，他们怕的并不是记者本人，而是怕记者的笔和镜头，怕的是全社会悠悠之口。于是为了“防记者”，有权的就阻就抓、有势的就拦就打，软的就收买就行贿、硬的就弄“行政审批”，等等。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捂盖子。对于官员而言，隐藏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之后，还让人猜测其中“政绩动机”的“利益交换”。

新闻记者代表公众行使监督的权利，正是体现在当社会上出现公众关心的事件时，记者应及时出现在新闻现场。这是新闻监督的需要，更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在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时，社会正需要新闻记者快速、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让群众能及时了解事实。

“粽子闹剧”中所谓“多方力量”，要么是报社的管理部门，要么是报社的投资方。这些惯用的伎俩，无非是打招呼、写条子，甚至塞票子。这位“最牛工商局长”肯定需要调集局长的资源——或权力，或人脉，或影响力。这位“最牛工商局长”可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要保住“乌纱”，得解决麻烦：闹大了会损害自身形象，影响仕途升迁，乃至暗藏的其他事情等。

从这些角度看，“最牛工商局长”与报社已经不再是面包店与报社之间私人利益的纠葛，而是公权力的使用者，利用手中权力压制舆论和批评，是滥用权力。之所以对媒体监督怀有排斥心理和抵触情绪，他们主要是担心媒体监督使之原形毕露，更多者，认为自己与媒体属“主仆关系”，从来都是“喉舌”由我支配、供我驱使，岂有我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甚至向媒体“交代问题”之理？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指出，政府部门必须具备必要的媒介素养，不能只知打压甚至封堵舆论。无论是“记者黑名单”的炮制者，还是“最牛工商局长”自身不可能分管媒体，他们尽管性质不同，但无疑都是遏制或是打压、封堵媒体的力量。“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我国是法治国家，无论哪一级政府部门都有义务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也只有在这种监督之下，政府和官员才能保证行政权力的公平公正，政府也才能更具有公信力。而像那种“被行政审批”的新闻监督无疑是一种被“恩赐”的“监督”，这样的“新闻监督”不仅毫无意义，更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甚至糟蹋。（作者李玉成系大众科技报社总编辑、陈璞系大众科技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