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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一个有效的人道干涉结果 在前文已经过统计得到结果，在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报道主题是卡扎菲的处境与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胜利，同时利比亚人民庆祝胜利、重建家园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也占据较大比例。同时，在这一阶段，《卫报》以完全导向支持卡扎菲下台的立场上。 因此，在经历了一个军事行动为主、其它途径兼行的人道干涉之后，卡扎菲政府倒台、利比亚人民庆祝胜利并重建家园、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与卡扎菲的军事抗衡中取得胜利、国际舆论的支持尤其是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卡扎菲政府不具合法性的声明，这些都指向一个干涉的结果——有效阻止并且终止了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对平民施与的的不合法、非人道行为。 对于这场干涉取得的正面效果，可以从《卫报》在卡扎菲死后的一篇报道中更为直接地看到：“But die he did. And after all the waiting, the killing and the tears, the wheel of history turned inexorably, and all who watched knew it would never turn back. The Arab spring had claimed another infamous scalp. The risky western intervention had worked. And Libya was liberated at last. ”（他真的死亡了。在所有的等待、杀戮和眼泪中，历史的车轮无情地转向，人们所知道的是历史将不再重演。阿拉伯之春中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角色倒下了，西方社会冒险式的干涉得以奏效，利比亚最后获得了自由。）这就是《卫报》最后为我们建构的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一场人道主义干涉，在长达7个月之后，最初的那位向人民施与反人类行为的领导人和他的统治在人民的欢呼中以死亡的方式终止了，随之结束的是人民的苦难，利比亚获得解放——一个有效的人道干涉结果。 三、战争“合法性”建构与西方媒体的价值观 (一)新闻价值观在战争“合法性”建构中的弱化 在利比亚战争中，《卫报》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为大众建构了这场军事干涉的“合法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在这场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西方媒体自居的客观公正被其强烈的倾向性弱化，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报道中，《卫报》对于联军军事行动的支持、对于卡扎菲的负面态度体现了其与英国政府的口径一致。“西方媒体素以公正客观自居，但是，这种公正客观实质上是报道形式上的公正客观，这种形式上的客观公正往往掩饰了其主题的偏狭，甚至谎言。”事实上，在战争报道中，西方国家的媒体存在着一种惯用的模式，这个模式随形势的发展而分阶段发展：第一阶段是渲染战争不可避免的危机;第二阶段是妖魔化对方领导人;第三阶段是妖魔化对方国家人民;第四阶段是渲染对方的暴行。而在《卫报》对于这场战争合法性的建构中，也基本延续了这种报道模式，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报道模式，也是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战争报道中被弱化。 (二)媒体的政治观念在战争“合法性”建构中的显现 在《卫报》建构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过程中，主要是将国际社会的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视为一场“人道主义干涉”，而人道主义干涉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人权与主权的冲突。在西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过程中，对于人权与主权的考量更多的是道德层面上进行的，秉持人权的普适性，其核心价值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西方国家认为一个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合法的基本假设。“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在《卫报》的报道中也始终贯穿，建构一个不合法的卡扎菲、建构保护平民这样一个合法的目标、建构一个利比亚平民获得自由这样一个有效的干涉结果，《卫报》始终将人权放置在了第一位。虽然在这过程中有几篇报道为体现客观公正，也报道了战争目标指向卡扎菲是否正确的讨论，体现了其对于人权是否高于主权的思想“斗争”，但是支持卡扎菲下台的态度依然在《卫报》报道中占主流。有学者指出，自冷战后，人权已经成为了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支配性话语。而在这场利比亚“人道主义干涉“战争中，这种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也成为了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念。 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中，人道主义干涉俨然已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使用广泛的国际政治行为，从2011年延续到2012年的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动乱，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人道”的干涉下主权受到侵蚀与制约，动摇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秩序基础。在西方主流媒体依然占据世界舆论高地的形势下，这种渗透着西方价值观的人道主义干涉通过西方媒体的建构影响着大众对于战争的认知。从《卫报》为我们建构的这场人道主义干涉战争的“合法性”中，可以看到西方媒体标榜的客观公正、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让位于政治价值观，成为配合政府宣传的舆论引导者。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不同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引起的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西方媒体、西方读者对于这次西方联军的利比亚军事行动，反对声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可能是舆论引导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场被贴上“人道”标签的干涉中，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关怀价值被唤醒，因此，在建构利比亚战争的“合法性”过程中，西方媒体不仅是配合政府宣传，也是在履行人文关怀思想主导下的社会责任。而西方媒体在战争报道尤其是建构战争“合法性”过程中渗透的这种多重价值观念尤其是普世人权、人文关怀，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会认同这种合法性而失去了反对的声音、反思的力量。 (本文是上海社科项目：“上海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框架选择及范式创新”(D10-0114-07-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士林，男，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黄柳叶，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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