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主持人的“新纪录片”

纪录片是不是该换换思路，拿出更有中国特色的新举措?

2011年夏天，我被邀请做央视十套《绿色空间》的主持人，邀请我的是科教频道总监助理万卫老师，他听过我为央视做的真人秀课程。结识万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我来说，他就是《百家讲坛》的教父，他做制片人时，让《百家讲坛》红遍全国，打造了诸多明星，如于丹、易中天、纪连海。

我已经十年没做主持人了，上一次还是在2000年的大连电视台，做一档演播室谈话节目《真情驿站》，对于外景尤其是纪录片节目，还没有尝试过。万卫的意见是：“我国纪录片整体上节奏偏慢，而且内容不够吸引人。”他想为《绿色空间》找到一位40岁左右的、有学者气质的男主持，外景中出现在纪录片的主人公身边，跟主人公交流，让节目更有轻松的氛围。他选择我是由于我的互动讲课风格让他很满意。那次，我在讲课中提到了自己发明的“两公理论”——节目要有公信力和公众兴趣，万卫老师比较认同。

万卫跟《绿色空间》制片人说，“你看，我去听课，所以薛老师拿《百家讲坛》举例，可见他很注意公众的兴趣，能找到结合点。”

我老实承认：“因为那天央视来听课的人中，您的官最大，拿您的节目举例更有效果。”

我主持播出的第一期是《我为滇池狂》，主人公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保护滇池并且付出重大代价的张正祥(妻离子散、自己多次被打伤)，他获得过感动中国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但性格也比较偏执的环保老人。以前这类纪录片也有主持人，但主要任务是简单的串场，说的内容都是编导组织好的，而我在节目中却是“核心人物”，每一次串场都是自己组织语言，说的话比较有个性。更重要的是我跟主人公的交流，完全是平等式、交流式，会直接表达我的观点，比如在滇池旁边的一个旧高尔夫球场，那是因张正祥的多次告状而被迫关停的，正当张正祥讲述事件经过时，我问了一句：“那老板不恨你啊?”张正祥突然激动起来：“他要我的命啊!”

这就是我的“个人表达”，一种“挑起事端”的表达。以前的主持人多半会采用同情的口吻倾听或关心，而我则有些故意地激起主人公的愤怒情绪，当然，站在观众角度，这也是大家期待的效果。

在昆明鲜花种植区，张正祥反对大面积种植鲜花，因为大量的化肥会污染土壤，破坏滇池流域水质。于是我就问他：“如果是你的孩子种鲜花你反对么?种鲜花比种蔬菜赚钱多多了!”张正祥说：“我会建议他们种水生蔬菜，种好了也能赚钱。”我的提问出发点就是“从基本人性角度放大主人公个性”，而不是简单地听主人公表达观点，一味地顺着他。

在节目尾部，张正祥带我找到了几处暗河(也就是地下泉水)，水流清清，如果把暗河保护好，也是在保护滇池源头。可是我们却看到有人把本来要流入滇池的清洁的暗河水截走引到其他工程区去。这个时候我很激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很容易做到的，却不做。”这就是主持人主观情绪的表达。

这期节目的后期制作颇费周折，万卫多次给出修改意见，我感觉受益多多，播出后的收视率比以往的节目要高一些。

后来《绿色空间》被合并了，然而我却对新纪录片有了认识与了解。

之后不久，广东的易美传媒很欣赏我制作的《我为滇池狂》，提出由我再为他们在广东地区打造这种由主持人参与的新纪录片，我欣然加盟，目前已经制作了十多期节目，合作良好。

这几年，关于中国纪录片生存艰难的课题屡见不鲜，是不是该换换思路，拿出更有中国特色的新举措?我参与尝试的、用有个性的主持人在现场直接与嘉宾对话的形式，不知能否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起到柳暗花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