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题材摄影伦理评价的三维指标

【本文提要】新闻摄影伦理问题，具有“元伦理”和“应用伦理”的双重意义，在新闻摄影实践中，既需要用元伦理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人文意识，也需要借助应用伦理的相关准则，开展具体的伦理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特殊性，也赋予伦理评价相应的特殊且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照片的刺激程度、施救的可能性指数以及公共性是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三个伦理指标。

【关键词】 死亡题材 新闻摄影 伦理评价 指标

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学，在哲学范畴内分化为“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前者用抽象方式探索伦理问题，后者则试图建立具体的评价标准，落实到政治、医学、教育等每一领域，规范伦理学体现为相应的应用伦理学。从“规范伦理”角度考察，新闻摄影伦理问题主要是判断标准的问题，而判断主体多元化、时代变迁及传播体制沿革，都为伦理判断创设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功利主义”与“绝对个人权利”的冲突，也给新闻摄影伦理评价制造了难度。

在新闻摄影诸题材中，“死亡”题材极为特殊且高度敏感，埃迪·亚当斯的《枪毙越共》因同时涉及生命、战争和政治，是研究者广泛采用的案例。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同情，属于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的人道主义范畴，具有最为强烈的伦理意义。基于这种独特的伦理价值，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图片、约翰·菲勒拍摄的美国国家卫队在校园枪杀反战学生图片等，都是比较经典的摄影伦理学案例，在各类教材、专著中有较高的出现频率。

在国内新闻摄影界，死亡题材也是一种屡见不鲜的传播现象，究其原因：一是该题材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二是迎合了部分媒体所追逐的“娱乐化”报道思路。其间所显示的伦理误区，必须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思考。本文选取这一传播现象为主题，试图从不同维度勾勒伦理评价的方法。

一、刺激性程度的考察

照片的刺激性程度，指向媒体与读者的伦理关系，那些明显会给受众带来心理不适的照片要慎用。这样的考虑同样应该出现在新闻摄影课堂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有些图片若收录为插图，将成为说理的良好佐证，它或许能够引发同情，或是有力地提醒新闻工作者注意伦理问题的重要性；但它是否会沦落为满足窥私欲的娱乐品，或者是否会因其刺激色彩而给读者带来视觉伤害，就超出论述者的控制范围了。

2012年6月，福建省一名轻生女子在福州闽江公园望龙台附近跳江自杀，一男子跳入江中实施营救却不幸遇难，遗体打捞上岸时仍保持着托举姿势，《海峡都市报》报道此事后，①媒体、网站和微博等迅速跟进，将该男子称作“无名托举哥”。在“哥”和“姐”都带有极强戏谑性的网络文化时代，将有此义举的人物称作“托举哥”，是否有将新闻报道娱乐化的嫌疑？而且，放置在水泥地面上的遗体照片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一张为胸像，能清晰地看到死者的容貌，另一张则拍下了死者的“托举”动作。这两张照片具有比较明显的“消费”色彩，也是对救人者的漠视与不敬。

在某些特殊时期，把关人对死尸图片的屏蔽，会被受众认为是对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违背，甚至会被视作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这样的情况在战争摄影中尤为普遍，但不能成为阻碍媒体对这类照片开展伦理衡量的理由——如何在传播真实信息与避免过分残忍之间找到平衡，是媒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主题。

美国的一些报纸编辑会模拟“早餐测试”来预测照片的反胃程度，即读者在吃早餐时看到这样的照片，是否会产生厌食的情绪，这种“身份置换”的思考方式，正是伦理研究的原则之一，也能够体现出媒体对于受众的尊重。当然，如果照片不能通过早餐测试，媒体所做的也不只是不予报道那么简单，如前所述，“平衡”才是关键。对此，美国波因特学院所提出的一些建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其一是对照片的传播效果进行控制，具体的方法是版面安排与大小控制；其二是对照片进行相关的技术处理，如裁剪、调整反差、局部加减光等，但不能因此损害照片的真实性。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助理保尔·柯利威兰说：“在展示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进行约束。我们可以展示被单下的尸体和覆盖在尸体上的血迹斑斑的被单，但是不需要展示尸体。每天我们身边都充斥着暴力，你实际上并不需要通过展示那些画面，让人理解那个报道的暴力特征。”②国内部分媒体习惯于在照片的刺激性部位叠加马赛克效果，也是技术处理的一种方法。其三是通过文字进行解释，例如做出儿童不宜的说明、告诉读者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照片、强调发表照片的根本目的是信息传播而非耸人听闻等，而深度报道则可以通过文字来稀释照片的视觉冲击力。③也有的媒体遵循“距离”原则，即尽量少报道本地的死亡事件，而代以其他地区发生的类似行为的图片。

在拍摄时尽量不采用过分刺激、暴露的手法，也是值得摄影师思考的，获得2012年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新闻人物与肖像单幅金奖的《卡扎菲身亡》（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虽然以卡扎菲的尸体为拍摄对象，但并未呈现出过分的恐怖，因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