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和汶川地震媒体报道比较

【摘要】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与2013年芦山地震报道相隔5年，同样的报道题材，同样的情形，后者在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和规范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本文从这个角度，对两次地震报道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文章认为，芦山地震的报道时效空前提升，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基本得到落实。但通过芦山地震报道，也反映出一些问题，诸如较大的报道规模与实际损失情形有些不对称、报道尚存在官本位现象、报道中媒体作秀等。

【关键词】地震报道；新闻时效；尊重生命；监测环境；新闻职业道德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我国媒体迅速跟进开展报道，及时发布伤亡和救援信息。而5年前的汶川地震，媒体对遵循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还比较陌生，呈现的问题较多。与汶川地震的报道相比，这次媒体对芦山地震的报道，进步与问题并存。接下来本文从报道的时效、伦理、规模、议题、专业程度这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

一、报道时效：及时迅速的反应赢得社会认可

芦山地震报道中，我国媒体继承了汶川地震报道中快速反应的传统，做到了第一时间的报道。2008年，在汶川地震后32分钟，新华网发布快讯，成为最早报道地震的网络媒体。此次芦山地震，媒体的反应速度也很及时，尤其是电视媒体，通过与民间地震预测网相联，比官方提早报道了地震波的到来。

20日8时02分，四川汶川电视台就突然中断节目，插播防震减灾局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紧急公告：“四川芦山正发生有感地震，汶川将震感轻微，请做好避险准备。地震横波还有42秒到达。”随后开始倒计时。[1]这一紧急公告的播出，比官方中国地震台网发布地震公告的时间（8时16分）早了14分钟。电视台工作人员利用电脑或手机上已安装的预警软件，在获知地震信息后，即刻通过电视这一公共平台向全社会告知，说明其反应之迅速。

在电视直播方面，两次地震中反应最快的媒体有所不同。汶川地震后的下午3时，率先进行直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推出了24小时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在芦山地震后，地方卫视启动直播的时间则走在了央视前面。8时20分，上海东方卫视最先开始直播报道震区消息，这距离地震发生刚过去18分钟。但东方卫视在18分钟内做了几件事：信息核实、初步判断破坏程度、决定报道的规模及需投入的力量，并整合可调动的资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启动直播报道，体现出该台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能力。

东方卫视的直播比央视提早了1个半小时，成为公众在震后初期获得有关震区消息的主要来源。它一方面播发来自新华社、国家地震局等权威信源的消息，另一方面联系该台驻四川记者和四川当地媒体的记者，播发震感范围、破坏情况、救援组织情况，以及震区的山川地理背景和天气信息。

广播媒体的反应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广播报道程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4月22日起，以“国家应急广播”为呼号，向芦山县开播定向的应急频率。这是我国首次在重大灾难事故中使用应急广播。

二、报道伦理：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基本得到落实

与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中的媒体强化了尊重生命的意识，以人为本的理念基本得到落实。地震灾害中值得报道的事实有很多，但用悲惨和死亡来吸引社会目光，在道德上有违人性。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不少电视媒体直接展示遇难者的遗体画面，未经任何处理；许多报纸将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照片刊登在显著位置，文字报道中还有对悲惨细节的描写。当年记者提问中的“二次伤害”也屡见不鲜，某电视台记者曾拦下刚从废墟中抬出的极度虚弱伤员，不顾采访对象生命垂危，不断进行提问，甚至还出现了隔着废墟采访压在下面的人的情况。当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时，记者仍举着话筒，提出“那是不是很绝望”之类的问题。这些缺少人性的做法成为后来传媒界集体反思的重要方面，“灾难报道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为前提”的理念成为行业共识。

这次芦山地震报道，媒体整体上就比较克制了，至少没有出现聚焦死者的镜头，也减少了对遇难者惨烈状况的呈现。对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采访，注重情绪的抚慰，为抓拍痛苦的镜头而诱导提问的情形较少。另外，地震发生后，浙江、湖南、江苏等9个地方卫视停播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的做法得到社会认可，这一举措虽然会影响广告收入，但从尊重人性和公众感受的角度看，无疑坚守了社会责任。

但仍有一些记者在报道中忽视了人文关怀。例如，某年轻女记者不断追问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在其泣不成声下仍在追问，并出手推搡旁边的人不要挡住镜头。某地方卫视一位戴眼镜的女记者，采访中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的过程，采访灾民时总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3分钟的报道问了好几次“开不开心啊”。这种带有强迫性质和俯视姿态的采访，缺少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和同情。与之形成对比的例子是，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在和震区记者连线时，中间突然闯入一群村民向记者抱怨“已经3天没水喝了”，这时记者并未因他们打扰直播而不满，而是转向抚慰灾民，解释情况，告知他们正在通过电视反映这里的困境，希望不要情绪激动，随后再完成连线直播。这位记者尊重灾民的态度，才是符合以人为本理念的做法。

三、报道规模：过度反应造成盲目报道和信息不对称

中国媒体在汶川地震中积累了灾难报道的经验，这次芦山地震发生时，媒体应对突发灾难的实力比汶川地震时提高许多，对地震的重视程度也大大提高。为了挖掘到更多的新闻资源，不输给同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都纷纷派出记者到震区采访，展开新闻竞争，但庞大的采访队伍却造成了采访扎堆，甚至干扰到了救援。为了显示对芦山地震的重视，不少媒体派往一线的记者人数大大超出了实际报道需要，出现过度反应、盲目报道、供过于求的情况。

例如，某通讯社派出了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音视频记者、司机、技术人员在内的121人的采编团队，并发布在官网上，使不少网民质疑这会为灾区“添堵”，增加灾区负担。灾难报道不是凑热闹，前往灾区的记者也并非越多越好。记者即使为了抢新闻，也必须从灾区的现实出发做出决定，更理智的选择是先派出一部分记者了解情况，之后再根据需要分批次补充力量。

媒体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反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两次地震都发生在四川，芦山地震的发生唤起了人们对汶川地震的社会记忆，媒体不自觉地就以应对汶川地震的报道规模，来应对雅安地震。但实际上两次地震的情况是有差别的。不少媒体缺少地震方面的专业知识，一听到芦山地震的震级有7.0级，就以为非常严重。但衡量地震破坏力的不是震级，而是烈度。来自地震专家的判断是：“芦山地震震中烈度大约为Ⅸ（9）度，而汶川地震震中烈度为XI（11）度……整体而言，芦山地震的灾情应小于5年前的汶川地震。”[2]搜狐微博的总监程刚也发现：“前方记者回来的判断告诉我们，灾难量级和受灾范围没那么大，至少和救灾响应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匹配。”[3]

结果，与灾难量级不相匹配的报道规模，带来了新的问题。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4]媒体通过向公众提示的信息环境，也会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各类传媒是远离震区的人们了解震区情况的主要渠道。因而，当媒体连篇累牍进行轰炸式报道、反复强调严重伤亡、不断进行爱心动员时，人们就会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在无形中得出认识：震区情况危急，需要更多的人去救援。这种判断，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现实行为，结果激发更多的人拥向震区，热情地提供救援，却造成道路的拥堵，甚至连专业救援队伍也进不去。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好心办坏事”了。面对灾情，媒体应当首先作出科学理性的判断，“国力投入、媒体动员、民间参与，要与灾难损害符合比例原则，太超过即不成熟”[5]。如果一直传递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距的信息，只会加剧公众与灾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带来的只有盲目救援的负担和爱心过剩的尴尬。

四、报道的议题：其他无关议题冲淡了跟灾情直接相关的议题

媒体在地震报道中首先应当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和告知者，报道最核心的议题应该是灾情，比如及时告知公众灾区还缺哪些物资、救援还有哪些困难等实用的信息。但在芦山地震中，其他议题却冲淡了媒体对灾情的关注，跑题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许多媒体着力于报道著名企业或明星对震区的捐款行为，“××机构向芦山震区捐款多少万元”的标题屡屡见诸报端、电视新闻和网页中。结果激发的是网民对捐款金额数排名的热情，并陷入对捐款者善心大小的无谓讨论中，冲淡的却是真正重要的救灾信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汶川地震中，当时许多大型赈灾晚会通过电视直播出去，各类媒体上都声势浩大地展现企业和个人的慷慨，赈灾话题的报道势头盖过了救灾话题。

反观日本媒体，在2011年“3·11”地震后，很少能够在传媒上见到社会捐款的新闻。原则上不对社会赈灾进行报道，是日本灾难报道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对各类企业、明星赈灾行为的报道，都是与救灾基调不符的。带有商业广告或宣传意味的报道，或是借灾难展示慈善形象，不应当是一个发自真心行善的企业或个人应有的选择。所以，理智的媒体都不会将赈灾行为当作新闻来报道。我国传媒在两次地震中，将赈灾捐款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大加报道，是不应该的。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灾难现场毕竟不是曼哈顿夜色下觥筹交错的‘慈善晚宴’，所有人的一切行为必须克制、低调、淡化自我，时刻以灾民和救灾为中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