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专业主义的传播特征

作为娱乐行业里由实践萌发的职业理念体系，娱乐专业主义逐步形成和完善，并逐渐成为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重要理念支撑。湖南卫视推出的《我是歌手》，体现了娱乐专业主义的生产机制和传播特征。

一、激发观众情感，引导社会正向价值观

1.真实。真实本来应该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特质之一，但在娱乐产业的红海竞争中，假唱、炒作、无中生有成了很多节目争夺眼球的手段。《我是歌手》摒弃这些手法，将真实奉为节目最基本的宗旨。人民日报在评论《我是歌手》栏目时写道：“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其价值也在于对人的关注。失去对当下生活真实的折射、对社会深层情绪和普遍心理的契合，真人秀节目不可能接地气、有人气。高手过招固然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感受，更重要的在于‘秀’出音乐人的才和情。观众期待从这类节目中获得的不仅是真声音、真音乐的魅力，更是真实的情感诉求，向善向上的精神取向。”[1]《我是歌手》掀起了一场风风火火的真唱运动，这是对电视娱乐理念偏差的纠正，为当下浮躁的电视娱乐树立了精神榜样。参赛歌手林志炫坦言：“在顶级的音响设备下演出，我真的唱得十分开心。让音乐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本质：live(现场)演出，这样的演出是可以感动人心的。”

《我是歌手》的真实性也遭到广泛质疑，焦点集中于电视镜头里陶醉的观众，他们在网络上被冠以“流泪姐”和“陶醉哥”之类的称呼。更有声音质疑这些观众是不是托？导演洪涛在微博回应：“很多人吐槽《我是歌手》的观众疑似表演。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内部的一条铁规，不准插罐头掌声，不准观众镜头移花接木，所有的镜头必须是真实同步的即时反应。现场8台机位只拍观众表情，记录音乐的力量，而事实证明音乐确实能让人走进忘我的境界！感谢每位歌手、艺术家，你们造就了中国电视前所未有的观众。”

2.尊重。《我是歌手》是一档对音乐致敬的节目，不需要诉说煽情的故事，通过选歌、编歌，轮盘选歌、专场致敬的节目规则，启用无伴舞音乐设备配置，向观众展示一群全新的歌者面孔。决定选手去留的不再是正襟危坐的评委和指点江山的专家，而是见证演唱过程的现场500名具备音乐素养的听审团。为了提升观众对音乐的感受度，节目还为现场观众安装了提词器，帮助观众跟随音乐的情感与思绪。专家评委在异场空间，以专业的角度解读音乐的情感，帮助大家提升对音乐的理解。

在电视荧屏左下角，除了现场演唱歌手、词曲作者、编曲者名字，还出现很多现场伴奏乐手、幕后工作者的名字，他们同聚焦于镁光灯下的歌手一样值得尊重。正是这些细节，给了音乐足够尊重。

3.专业。《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都是成名已久且现场演唱能力不俗的歌手，演唱实力自不待言。现场的伴奏是顶级的，节目邀请了一支交响乐团和一支电子乐队，加上摇滚歌手本身的乐队，总共有3支乐队在现场伴奏，超过 50人。设备是顶级的，节目破天荒地将演唱会级别的顶级音响设备搬进演播厅。曾经担任王菲、陈奕迅、韩红等著名音乐人演唱会音乐总监的著名音乐人梁翘柏受邀担任《我是歌手》音乐总监，随其而来的音乐制作团队都是顶级的，节目中绝大部分的歌曲改编都出自梁翘柏之手。在拍摄上，节目动用38台摄像机进行全景式拍摄，覆盖了后台、舞台、观众席，其中8个机位全程拍摄现场观众，用来捕捉歌手、观众细微的表情和神态，每期节目拍摄时长多达400个小时，最后剪辑成90分钟呈现给观众。节目的点评设置也独树一帜，以往握有生死决定权的评委退居幕后，只是对音乐表现进行总结和点评，重点在于普及音乐知识，引领观众欣赏唱功和感受歌曲情感。

二、获得观众认可，增强社会影响力

1.经济效益。商业逻辑是市场经济下的大众传媒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也是节目社会影响力的侧面像。广告是节目的重要效益来源，《我是歌手》的广告收入有三种形式：一是节目冠名广告，立白洗衣液成为《我是歌手》独家冠名企业，冠名费费用达1.5亿元；二是节目植入广告，娃哈哈、中国电信等企业成为节目植入广告商，总收入近5000万元；三是插播广告，这是最主要，也是变化最大的收入部分，随着节目热播，插播广告价格水涨船高，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开始蜂拥抢购，原本8.6万元一条的15秒广告，飙升至13万元，总决赛单条15秒的插播广告价格最高达到63万，总决赛之夜插播广告创收总额超过5000万。首季《我是歌手》的总收益近3亿元，[2]俨然成了吸金机器。节目也对参赛歌手的市场价值带来巨大提升，最明显的莫过于老歌手黄绮珊，她重新走进观众视野，商演身价暴涨。尚雯婕也收获颇丰，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十天，她接下了2013 年第一个电视广告，在《我是歌手》播出后的第十五天，她又与去年代言的法国品牌续约了一年半。其他歌手也都在准备出唱片、办演唱会等。与巨大经济效益相对应的是节目的大投入，节目的成本主要分布在歌手参赛酬劳、设备购置、版权购买、人力成本、技术成本等方面。据业内人士估算，一季《我是歌手》没有6000万是做不下来的。

2.观众口碑。《我是歌手》第一期节目即达到1.434%，与同期《中国好声音》基本持平，此后收视率一路飘红，稳居同时段收视第一的位置。但在全媒体时代，收视率已经不再是衡量电视节目成绩的惟一要素。2013年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尼尔森在美国推出新的收视率标准，将第二屏（电脑、手机）上的话题传播作为传统收视率的辅助。《我是歌手》首期节目就引爆网络，在微博、论坛和搜索引擎中，节目进展和选手动态都成为网络热点话题。新浪微博成为《我是歌手》话题扩散的主阵地，每期节目播出后都新增加一百多万条相关微博。据新浪数据显示，《我是歌手》揽下时事热词、分类热词、娱乐热词的全部第一。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也推波助澜，那英、韩红、李开复等名人都对发表了节目观感，助推了《我是歌手》话题的扩散。

3.主流媒体关注。《我是歌手》的火爆也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真人秀的生命力是真实》称：“作为一档经由本土化改造的真人秀节目，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的《我是歌手》，颇有新意，值得关注”。黄贯中、杨宗纬等港台歌手的加盟吸引了苹果日报、中国时报、澳门日报等港澳台地区媒体的关注和大量报道，扩展了《我是歌手》的影响力。

三、吸引观众收看，引领节目形态创新

《我是歌手》一改过去电视真人秀草根选手竞选的模式，聚集一批具有知名度的实力歌手同台竞技，采取末位淘汰，增加节目的刺激性和悬念性。PK制压力下专业歌手的极致表演以及权力倒置催生的戏剧性都成为节目最大的看点。

即使韩国版权方提供了节目的基本操作模式，但在中国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也绝非易事。《我是歌手》导演洪涛透露：最大的难点在于顶级实力歌手的邀请和节目模式的消化两个方面。

在邀请歌手方面，由于中韩娱乐环境和观念的差异，歌手邀请成为节目的一大困难。由于受邀参赛的歌手都是华语歌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实力歌手，他们不缺舞台和市场，参加节目反而要面临排名和淘汰的危险。节目初期，节目组联系了近一百名符合节目要求的歌手，但由于档期、怕输没面子的心理等因素，绝大多数歌手都婉言谢绝。节目组花费数月飞往各地直接拜访歌手，进行游说，最后齐秦、羽泉、沙宝亮等受邀成为第一批参加比赛的歌手。

在节目消化方面，《我是歌手》节目组面临更大困难。由于版权方推出节目时间不长，自己尚处于摸索时期，无法按惯例提供详细制作宝典，所以节目组必须在大框架下创新模式。中国版《我是歌手》将展现音乐作为节目的根本宗旨，在节目前景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导演组顶住层层压力，为节目配置了顶级的音响舞美设备和顶级乐队，用以提升现场演出效果和观众体验。即使在节目进行中，各种不可预料因素接踵而至，比如初期电视呈现的程式化的观众表情、齐秦退赛等。经过摸索，节目的后期剪辑和电视呈现越来越自然顺畅。对齐秦事件，节目组没有消极对待，而是借势推出齐秦专场，既体现了节目的人文关怀，也提升了节目的悬念和刺激性。此外，选用卫视主持人担任歌手经纪人、歌手变身主持等细节，都是节目创新的表现。

除了节目制作，影视作品的营销已经成为新一轮媒体产品竞争的重要筹码，《我是歌手》的整合营销策略也是可圈可点，极具创新精神。“非实力唱将，此地危险，非天籁歌喉，无立锥之地”，这句挑衅性的口号成为节目宣传语。在节目播出前一周，湖南卫视首次以全频道滚动播出的形式，将7条时长为15秒的概念宣传片全天候推出，这种病毒式传播使节目未播先红。在网络合作上，《我是歌手》选择与腾讯QQ空间合作，官方APP上线QQ空间，开启互动营销新模式。在移动平台，《我是歌手》不仅开通了官方和合作方微博，而且开通了微信账号、独立APP应用以及通过湖南卫视“呼啦”手机客户端进行节目互动。在终端传播上，《我是歌手》开创电视电影合作直播模式，总决赛携手万达院线，在全国12家影院同步直播。

三、问题的提出

《我是歌手》反映了娱乐专业主义的特征和基本轮廓，但作为对电视娱乐实践的提炼，其理念体系并不完备，甚至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

1.电视与音乐的矛盾。作为电视节目，娱乐专业主义的觉醒将引领这类节目走向更高品质，但如果将其作为音乐节目，电视本身缺乏想象力和批判性，镜头里呈现更多的是戏剧性内容，音乐为电视服务，电视文化与音乐文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2.自主创新与购买版权的矛盾。在现有的电视监管政策之下，通过购买国外成熟的电视娱乐节目版权来博取收视率,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主流，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等都是通过“购买版权，本土消化”的模式取得成功，原创节目的匮乏成为目前中国电视界的一块短板。看似热闹的荧屏背后是原创节目的缺失和同质化的隐忧，这也正是中国整体文化创意领域的“集体失智”和电视节目制作体制僵化的表现。

3.收视率和价值引导的矛盾。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三不”，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但是，收视率仍是目前电视台广告投放和基本运营的重要指标，“货币化”的收视率之争仍成白热化趋势。一线电视台凭借品牌、经验、资本等优势尚能顾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筹，二三级电视台则为争夺收视率，出现盲目跟风、抄袭模仿、庸俗炒作等现象。（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注释：

[1]任姗姗.真人秀节目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人民日报，2013—03—15.

[2]骆俊澎.我是歌手，我是印钞机.东方早报，2013—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