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建设者 担媒体社会责任

陈 蕾

作为新闻人，痛并快乐着。电视节目广告份额的蛋糕在固定时间内就只有那么一块，加上我们现在的媒体空间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快速侵蚀，竞争日益惨烈，舆论环境日益活跃和复杂，而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记者有时候的确会面对一种无言的难过，或者说无言的束缚。然而，要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每个记者都是实现这个梦的“积极因子”，我们不该只停留在抱怨上，因为抱怨没有用，改变才真正有用。

可是，纵观现实，现在有些记者因为不断增大的生存压力而日渐扭曲。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为好的新闻付出时间成本和智慧成本，而曾经非常优良的传统其实都在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电视圈里，曾经有一拨老电视人，他们用很长的跨度去记录一些新闻事件，现在完全被边缘化了，因为很少有人再愿意做这样的事。比如，张以庆在创作《幼儿园》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为了让孩子们忘记镜头，捕捉到最真实的细节，他一头就扎在幼儿园里，生活了将近一年，跟所有孩子都聊透了，每一个细节都掌握到手，最后才出来这一部作品。

其实，新闻只不过为未来的历史提供今天的证据，或者说就是明天的历史。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新闻有多少可以成为未来历史的考据？它没有厚度，它快速地转移，甚至漏洞百出。我这里提一个细节，几年前，福州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在小区里散步时被一名陌生男子无故捅死了。警方才刚刚介入，尚未出具任何的鉴定报告，福州某报社的记者就抢在前头报道此事，点评犀利，并将这名犯罪嫌疑人定性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后来经过求证，这只是记者在和几位保安聊天之后做出的猜想，并未得到相关权威部门的证实。这篇报道在当时被多家网站转载，没有一个记者或者编辑去核实新闻的真实性。而这样的报道不仅影响了警方的正常侦破工作，更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了莫大的伤痛。

这不仅仅是个案，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为求新求快，往往凭记忆，就把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写进去了，其实这时候完全应该再考证一下，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犯过这样的错误。2013年4月，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医院滥用抗生素的调查。从当时暗访的各项数据证明，医院滥用抗生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医院内往往张贴有“谢绝医药代表入内”的提示，但作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医生们对多开抗生素意味着收入增加的事实都心照不宣。本以为这样的节目已经成熟，可以马上播出，但是却被审片领导给拦截了下来：医生的医德缺失只是面上浮着的原因，第一稿的片子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草率播出势必引发医患矛盾。于是片子重新回炉。在第二轮的实地调查采访后这个片子重获新生。某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召集了几位医生跟我彻夜倾谈。他们坦言，有很多医生其实都是有良知的，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生存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难题，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以药补医”甚至“以药养医”的现状，才是导致目前医院抗生素“滥用”更深层原因。所以，他们呼吁相关部门能尽快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让医院回归公益性质。

在播出前，我们几个创作人员一起熬了好几夜，制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获得最大基数谅解的过程，是一个滤掉了旁枝末节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克制的过程。节目播出后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片子更干净、透彻了。

在新闻调查的奔波忙碌中，我时常让自己的内心暂时停下脚步，平静地思考，一个细节或一个段落是不是有价值，要以十年后我们再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是否还关心来判断。喧嚣终会休止，只有人性和悲悯永存。令人欣慰的是，节目播出后不久，卫生部部长陈竺推出了最新的医改方案，公立医院改革正式开始试点运行。作为地方媒体，或许，我们的一篇报道无法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但是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我们显示了媒体存在的价值，我们发出了反映大众心声的鼓与呼，哪怕微薄的声音，也是我们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社会、科技不断进步，我们的幸运在于能够更加高效地为公众采集和传递信息，在痛并快乐的工作中，我们还需要保持一点点谦卑的警惕，用一种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每条信息，真正做好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有效传播者。未来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不能清晰勾画，但是起码我们知道现在该为未来做什么。

（作者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电视新闻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