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播学分析

摘 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破了中国作家诺奖“零突破”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文学作品创作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反映了作品的“有效传播”对莫言获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立足于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和传播技巧三个层面探讨对莫言获奖起到的推动作用，分享莫言作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的“有效传播”经验。

关键词：传播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效传播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作家荣获“诺奖”第一人。莫言的作品，以其独特的主题内容赢得国际受众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给予莫言作品高度评价：“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莫言的成功是中国文学获得国际认可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市场进行有效传播的典范。

一、传播内容：优秀的内容是作品有效传播的前提

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介制度、受众接受，传播内容始终是传播的枢纽。传播学认为，传播过程有三个重要环节：传播者、传播内容、接受者。其中，作为传播活动的中心环节，一是“是什么”，即内容系统所包含的特定意义，这是传播内容的核心；二是“怎么说”，即内容系统包含的传播方式，它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可忽视[2]。对于莫言的作品而言，其传播内容主要是指其作品的内容。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原则是“不论国籍，但求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且具有理想倾向的杰出的文学作品”。莫言之所以能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因为其优秀的作品内容，这从评委会对其授奖词“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中可以看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已因其优秀的作品内容享誉国内外。

在国内，他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界的所有奖项，其中包括“大家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矛盾文学奖”等等，排名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位。在国外，他也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其中包括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等，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因为其作品内容关注人类生存状态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全球作家而言，优秀的作品内容是争夺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条件。

二、传播途径：适当的传播途径是作品有效传播的保证

对于全球作家来说，要想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加强作品的创作外，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来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即作品要突破国内传播的局限，使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传播，进而提高作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1.“翻译传播”是莫言作品成功扫除传播语言障碍的“基础途径”。语言障碍是信息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基本障碍，它极大地阻碍了有效传播。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任何想获奖的作品必须面临并急需解决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而作品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逐步深入，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其中也包括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等国加大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引进。尽管如此，在国外得到传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仍然有限。据统计，2009年美国全年的外国文学出版总数里，中国小说仅占4%。然而，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被各国译介的作品名单里，莫言的名字出现频率较高。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最多的人。迄今，莫言的作品已有了英、法、德、俄、日、瑞等语言版本，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多种译本。在莫言作品现有的翻译版本中，英文版发行量达3万册，其它意、法文也各有1万多册。尽管发行量远不及中国内地，但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

2.“名人效应”传播是莫言作品成功借助经验传播的“关键途径”。受众在接受、认知某一传播实践时，总是建立在经验的判断基础之上。受众在信息的选择和接受过程中往往会依据他个人的独特经验去理解补充信息的多义性和不明性。例如刻板印象就是典型的顽固经验。所谓名人效应，是指因名人的出现而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或者是人们模仿名人的心理现象的统称。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诺贝尔文学奖只接受四种人推荐：（1）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2）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3）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教授；（4）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从规定中可知，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推荐在作品评判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实行终生制，他们通常可以多年从事这个职务，很多往届获奖者都是他们评选出来的，对于这些获奖者的作品风格已形成某种刻板印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是多年的好友，并对莫言的作品非常欣赏。他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表达过莫言一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时间问题。而大江健三郎是“两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诺奖”评委中有极高的声誉。对于他推荐的作家及作品，评委会格外看重。这样，莫言作品在评委心中的印象分就会无形的提高，莫言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大江健三郎等名人的影响，促使其最终的传播效果得到提升。

三、传播技巧：实用的传播技巧是作品有效传播的推力

“噪音”是1949年由美国两位信息学者C.香农和W.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它是指传播并不是在封闭的真空中进行的，传播过程内外的各种障碍因素都会对讯息进行干扰。其后，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其提出的互动过程模式中对“噪音”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和要素都会产生影响[3]。而在翻译传播中，“噪音”可以理解为“理解障碍”，其中包括语言、文化、审美、认知等方面的障碍。

国际知名比较文学专家与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一个能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群，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却不是通过这批读者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本身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产生。[4]”莫言的作品要想在国际上得到传播，必须将其翻译成接受国的语言。当前，欧美国家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英、法两种语言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全都是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们在审视作品时，难以摆脱西方语言审美意识的影响。这样，对于非英语、法语写作的作家而言，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受到“诺奖”评委的认可，必须打通语言这一关卡。这一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得到印证。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诗作最初多由孟加拉语写作，但在国际上影响力甚微。而后泰戈尔本人亲自将其作品译成英文后获得世界性赞誉。

传播学认为，信息的传播过程实质是传播者“编码”与受传者“译码”的过程。所谓“编码”，是指传播者将信息转化成可供传播的符号或代码；“译码”是指受传者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有意义的信息。在翻译传播中，翻译者是选择、加工信息的传播者，而译语读者是对信息进行选择、过滤和内化的受传者。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受众对于同一信息的解读存在差异。因此，对于翻译者来说，将原著精准地翻译成接受国的语言是极其困难的。其困难之处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翻译过程中，翻译者既是受传者，同时也承担着二次传播中传播者的角色；第二，翻译过程中，涉及至少两种语言的编码和解码。译者利用自身的语言知识对原文进行解码，进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编码，到达译文读者后，由接受国读者进行解码。而编码、解码都是人主观活动的结果，它会受到人主观意识的影响；第三，由于一次二次传播者的语言、审美、社会文化等和最终受传者语言、认知、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传播效果必然会受到影响。可见，翻译成为制约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英、法语系写作的亚洲作家作品走向国际的重要因素。

对于莫言作品而言，语言并未成为其走向国际的障碍。在当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莫言作品英文版最重要的译介人、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研究者葛汉文教授其中英翻译水平极高，被中美媒体誉为“首席接生婆”。他早在1986年就接触到莫言的小说，并很快被其作品喷薄而出的力量和情感所击中，并产生了翻译成英文的想法。随后，他与莫言多次合作，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多部作品。瑞典翻译家陈安娜是将莫言作品引进瑞典的翻译者，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之一马悦然的学生，其翻译水平也颇高，由她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小说在瑞典成功出版，并获得较好的反响。莫言《丰乳肥臀》《酒国》等多部作品的法语译者、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也是翻译界的佼佼者，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一流译者，莫言的作品在翻译传播过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将翻译中的“噪音”因素降到最低，这也为其作品获得国际好评并最终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 语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界来说是一件盛事，不仅提供了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优秀作品能够在国际上传播提供了参考：优秀的内容是作品有效传播的前提，适当的传播途径是作品有效传播的保证，实用的传播技巧是作品有效传播的推力。如此，优秀作品保证了有效传播的三个基本条件，方能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刘仲华,李玫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没有人像莫言那样打动我[N].环球时报,2012-10-22.

[2]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系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