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背景下美国调查报道的新特征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19世纪末，是美国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和新闻类杂志的经典体裁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范围也更广泛，往往涉及一些引起争议的公共性问题，而且开始转向揭露政府内幕，涌现出了“水门事件”等杰作。进入21世纪，传统媒体调查报道受经济、人员和政治等因素的束缚，逐渐丧失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勇气和能力，进入衰退期。相反，一部分非营利性新闻媒体和新兴数字媒体开始关注调查报道，它们被认为是重振美国调查报道这一经典新闻体裁的重要传播载体。也正是因为这些媒体的参与，使美国调查报道从采编到发布到整个环节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性。

目前以赫芬顿调查报道基金为标杆，美国众多非营利性新闻机构都以调查报道作为立身之本。比如2008年由加州银行业大亨创办的ProPublica，因2010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普利策调查报道奖而闻名。而一些新兴的小型数字新闻机构，则在专业领域的调查报道中表现突出，比如Homicide Watch D.C擅长犯罪调查报道；SCOTUSblog因2012年关于奥巴马医改的调查报道一举成为法律领域调查报道的先锋；First Look Media由英国《卫报》爆料斯诺登事件的著名记者格伦·格林伍德牵头，专门从事涉及全球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调查报道。

考察美国调查报道近年来的衰退与转型可以看到，基于互联网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和新兴数字新闻媒体，正在成为新型调查报道重要的传播载体。在赋予这一经典新闻体裁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公众参与背景下的新特点：

新型调查报道获取新闻线索的渠道前所未有的开放。重要的新闻线索是调查报道得以展开的关键。传统调查报道依靠建构的爆料人圈子获取新闻线索，而爆料人通常是关涉报道对象的当事人或所谓的“深喉”，他们对报道对象了解比较充分，并愿意提供爆炸性“内幕”，但这个群体人数非常有限，往往造成新闻线索不够充分，使得传统媒体在挖掘新闻线索上耗时过多。新型调查报道具有数字化开放的天性，它依靠众包的力量获得更加丰富的新闻线索。赫芬顿调查报道基金推出的关于美国保险业索赔过程复杂和陷阱的调查报道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方式。该基金会记者丹尼尔·艾伦做完第一篇报道后，就在网站帖子上说，“欢迎知道更多内幕的读者提供更多线索以便调查深入进行”。两天后，该报网站论坛被100篇高质量的帖子包围，其中一篇帖子提供的线索就成了题为《本杰明的故事》的调查报道。记者丹尼尔说：“我从没意识到这么多人会参与报道的写作，对一个记者来说，如果读者中有一个人会对你的写作提供只言片语的有用信息，帮助你解开未解之谜都是巨大的鼓舞，因为或许那就是你苦苦寻找而未得的信息。”

新型调查报道阐述报道对象的系统性提升。调查报道要求对报道对象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挖掘线索、分析成因、阐述现象并揭露本质。若涉及专业领域，系统性的报道具有高难度，却又是让受众真正了解报道对象的必要条件。传统媒体受制于人力、物力、财力因素，已经很难再涉足某个专业领域去做成本高、耗时长的调查报道。相反，阐述报道对象的系统性正在成为一些小型专业媒体的优势。首先，它们聚合了众多爱好者，以极大的热诚和执着的态度关注专业领域调查报道。比如：SCOTUSblog和Homicide Watch D.C吸引了对法律和犯罪新闻怀着极大热忱的专家、学者作为内容提供者。这些内容往往收到深入浅出、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传统媒体调查报道记者泛泛的采访很难做到的。其次，系统性阐述问题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恰当使用。专业性的调查报道通常需要添加图表、图示来提升报道的可读性。由于具有数字化的天性，一些新兴数字新闻媒体在数据挖掘、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方面具有强大优势。比如：Technically Philly聚合了一批“技术控”专门推出科技领域报道，并在科技图表制作方面独树一帜；FiveThirtyEight则标榜聚集了数据挖掘的“天才”，他们用数据可视化的技术来做调查报道。

新型调查报道推广模式的公益化。无论是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或是小型数字新闻媒体，在推广调查报道上都选择了“网站＋社交媒体”的模式，即首先通过媒体自身的网站发布报道，再通过媒体在社交媒体注册的官方账号扩散。对社交媒体的充分利用，使得调查报道更有效地在公众中扩散。比如，ProPublica关于加州医护业混乱内幕的报道在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的转发量都逾百万。其执行主编保罗·施太格尔在介绍该报道推广过程时提到，“与《洛杉矶时报》合作的这则报道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借力了报纸本身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更依靠了社交媒体强大的推动力。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关注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医护行业，因当前的乱象产生共鸣，为改善现状出了一份传播之力。”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