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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今天的国家安全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系列的相关性:良好国家安全环境与良好新闻舆论环境有关,国家安全能力与新闻舆论引导能力有关,国家安全水平与新闻舆论治理水平有关。制新闻舆论权,成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阻止他国侵害国家利益图谋的战略支点。 媒体弱于人或受制于人,则国家安全漏洞常现。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底线维度”的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进取维度”的发展性国家安全利益实现,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都极有赖于国家新闻媒体的强大,也同时有赖于国家机构运筹使用新闻媒体的能力。 当前,我国文化传媒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而在美国,这一数据是20%。我国媒体的实力差距,我国国家安全机构运用媒体的能力差距,都是明显的——既与我国大国地位和大国安全需求不相匹配,也与各类政治势力通过媒体对我制造安全压力与风险的严峻程度不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在国家“将强未强”阶段开启创新发展之路的中国媒体而言,其发展创新目标的设定,应该有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生力军的大胸襟,有站在国家安全高度的大格局,确立将自身创新发展融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自觉。 (李习文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外宣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