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

2002年4月21日，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掀开盖头。在清华园科技厅简短而庄重的欢迎仪式上，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聘书，数百名师生和来宾热切的目光聚集在两位学界翘楚身上，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国外，名牌大学聘请一些离任或退休的政要出任教授已成时尚，当然，前提是这些人都是著名学者或高级专家，而在国内，这种做法尚未广泛。聘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出任这一职务，似有与国际接轨之意。范敬宜是当今新闻界的老前辈、名报人，50年的新闻生涯还没过够，现在又跨入学界，要为中国传媒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贡献余热了。

儿时自办手抄小报， “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季羡林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幼时，他曾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已故著名画家王个簃先生当年看了他的习作后作出如此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他曾就读于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这里汇集了一大批精于文史哲的学者、教授，浓郁的国学氛围培养了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看了《范敬宜诗书画》一书中选录的他从13岁至今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即会对他在这方面的功底略见一斑。可是由于后来全身心地投入了新闻工作，就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余事艺三绝”之誉。

今年年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范敬宜诗书画》，冯其庸先生撰文《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自辩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三个“不是”自是谦言，“老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则能追溯到60多年前。

范敬宜对新闻工作有着天生的情结。他儿时多病，常被母亲锁在家里，从窗口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堂。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当时的《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因其居住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弄堂里。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不过是“秘密发行”的。

“有几次，我看到邻居家一位姓王的外国通讯社记者，晚上下班后经常在弄堂口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写了篇报道登在头版头条，题目叫作《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然后塞到他家的门缝里。他看了大发雷霆。有一天终于东窗事发，事主上门大兴问罪之师。母亲只好赔礼道歉。最后王大胖悻悻地扔下一句话：这孩子将来非闯大祸不可!”

几十年后，范敬宜谈起这件事来还那么开心，说：“这个王大胖真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我1957年会闯大祸。”由此看来，说他“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应不为过。

痴心不改，下放劳动时最大心愿是当墙报编辑

范敬宜走上新闻道路，是在全国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当时他刚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没能留住他的心，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布满烽烟的白山黑水间，拿起笔作刀枪，成了《东北日报》(1954年大区撤销后改为《辽宁日报》的一名新闻战士。从此，也与新闻结下不了情。

在辽报工作期间，他历经坎坷，一顶“右派”的帽子压了他20多年，酸甜苦辣常人难以想象，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1984年，组织上大概是考虑到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

不少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新闻岂止是喜欢，简直爱到了“酷”的地步。

记得他到《人民日报》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讲了自己对新闻工作痴心不改的真情实感。不论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他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还是不断地写作，化名投稿。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取经，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到这里当一名记者，一定会拼命干好!

离开新闻界，仍未淡出新闻

范敬宜做梦也想不到，10年后他竟会“入主”在人民日报原址办起来的经济日报，过了8年之后，又成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使他更加珍爱今天，更加珍爱自己的职业。

正因为这份酷爱，他重新走上新闻岗位后，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新闻事业之中，成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1998年，他即将离开工作了5年的人民日报，要去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了，一首七律《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流露出他对人民日报更是对新闻事业的惜别之情：

五载共舟情至深，骊歌一曲意难分。

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

虽有豪情胜旧日，愧无佳绩酬知音。

唯将一语寄朋辈，海阔天空任纵横。

离开人民日报，不少人以为范敬宜就此将淡出新闻界了。但没过多久，人们发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敬宜笔记”的随笔专栏，至今已持续将近三年，并已结集出版。文章大多为千字文，文笔清新自然，读来犹如与老友倾心交谈。且文章大多为对“刚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有感而发，颇具时效性。

追求“四真”之境，在清华续写新闻新篇

这不，《敬宜笔记》还未画上句号，他在人民日报社就开始的新闻教育事业在清华又有了续篇。看来，他此生只能是交给新闻事业了。

然而，当有人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不是谈自己曾组织以及经历过的重大报道战役，而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为了解释这一句体会，他经常讲两件事。

一件是关于他入党的事。范敬宜是1978年春天在辽宁西部建昌县“插队落户”时入党的，属于全国“右派”入党第一例。当时，许多人为县委这一举措捏一把汗，可是县委书记说：我们根据范敬宜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接收他入党完全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说这样做错了，我首先戴高帽子、挂牌子去挨批斗。县委书记的这种胆识，充分反映了一个基层干部的“唯实”精神，给范敬宜留下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记忆。

第二件事是一位生产队老队长的事。1969年冬天，范敬宜全家被下放到建昌县一个极贫困的山村。当时他问老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贫困面貌？老队长毫不犹豫地回答：“除了大包干，没有别的办法。”范敬宜吓了一跳，“文化大革命”批了好几年“三自一包”，怎么这个队长的“路线觉悟还这么低”。没有想到，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在那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手里。

20年的朝夕相处，使老范在感情上已与那些朴实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融在了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回到辽报，昔日的同事感到范敬宜与过去判若两人，华丽的文风一改而为朴实、平易而深刻。他还照常下田间，访农家，一篇篇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的稿件相继出台。1979年春天，正当全国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倒春寒”时，范敬宜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述评出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并在一篇长达600多字的编者按语里指出：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的同志。这在人民日报是罕见的，因而这篇述评产生了全国影响。

范敬宜不仅身体力行，还一再要求记者多下基层，常到人民群众中去。他曾作诗一首描述那些作风浮躁的记者，也是善意的批评：

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万里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

他对文风的追求是，感人之处在平易之中。他要求记者要冲破框子，放下架子，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向他们学习如何说话，如何表达。他说，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读了《敬宜笔记》后作如是评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他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我想，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社会如何进步，“四真”之境永远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正是范敬宜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