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我早早收拾好回家的行囊,女朋友问:“疫情这么严重,我不敢去车站坐车了,咱们别回去了吧?”“好啊,你不回我也不回了,我陪你”。 庚子春节,因为新冠肺炎,我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 1月25日,正月初一,视频新闻部微信群征集志愿去武汉支援的记者。第二天我决定报名。作为一名记者,去武汉就是去现场,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 经过周密准备和各环节安排,正月初五,几位领导和同事一直把我送到北京西站进站口,虽然他们一再叮嘱我加强防护确保安全,但那一刻真的有一种上战场的壮怀激烈。 坐在空荡荡的高铁车厢里,我问自己:你害怕吗?但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我想,也许在武汉能找到答案。 志愿者汪勇:“我怕,这都是提着脑袋在做事情” 2月6日,我采访了志愿者汪勇,他是一位送餐志愿者推荐给我的。那位志愿者说“我很佩服汪勇,他做的才多呢”。于是我想办法联系到了他,第一次见到汪勇,他正要去金银潭医院送物资。我上了车跟着他去了金银潭医院。 金银潭医院已被蒙上了一层“恐怖”面纱。我也很害怕,但汪勇告诉我从大年三十开始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金银潭医院。从最开始接送医护人员,到后来拉来了共享单车、滴滴等企业加入接送医护人员的队伍。解决了医护人员出行的难题,他又开始为医护人员送饭,找理发师、买指甲钳、买羽绒服等等。凡是医护人员需要的东西他都尽力找到。在那些弥漫传染恐慌气氛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与危险为伍。 志愿者汪勇前往金银潭医院送物资。 拍摄完运送物资的画面,借着休息间隙我对汪勇进行了专访。他说话很多很快,在采访对象中属于话比较多的那种。 我问他:“你怕吗?” “我第一天送医护人员,送了一天我腿抖了一天。”他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想了很久,他说:“医护人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想给他们点温暖,让他们能坚持下去,如果他们坚持不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我怕,从第一天开始都是提着脑袋在做事情,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事情,如果可以做点什么,我一定要做”。 汪勇说,总不能让这些医护人员每天走路上下班,他们已经那么辛苦。 汪勇的回答让我感受到了勇敢和力量。 采访过程中汪勇数度哽咽,他抬起头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感动是相互的,让汪勇坚持下来的有医护人员对他的关心。疫情之初,物资紧缺,医护人员为了感谢他,节省下口罩送给他。说到这里,这个30多岁的汉子哽咽难抑,热泪盈眶。采访完汪勇,我对进医院就没有那么怕了。 护士张莹莹:“怕啊,但我是护士” 2月19日,我去了雷神山医院ICU。 当时ICU里面住着14位危重症患者,我与他们的距离最近的时候只隔着两道门不到5米的距离。 从窗户里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患者,他们一动不动。死神正在加速掠夺他们的生命,而和死神对抗的只有医护人员,这批医护人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中有很多刚20多岁,有的刚为人父母,有的刚订婚还没来得及办婚礼。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这些来自中南医院的护士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每天在ICU待8个小时以上。 其中有一位护士叫张莹莹,3月份就要到她女儿的两岁生日了,提起女儿她就哭。眼泪在护目镜后面流下来,她没办法擦。我问她:“你怕吗?”“怕啊”“那你为什么还要进ICU啊?”“因为我是护士啊!”她这样说,没有半秒钟迟疑。说完这些,她就进入ICU工作了。 张莹莹下意识地想要擦眼泪,却发现自己带着护目镜。 当天晚上我把稿子发出来,保留了张莹莹流泪的画面。朋友看完后,给我发消息说他看哭了。 病魔面前我怕吗? 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看到朋友消息的那一刻我终于找到了最开始那个问题的答案。 中新社视频新闻部记者孙恒业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病房外采访。 “我怕吗?”我当然怕,我怕在采访中被感染,我怕成为一个患者数字。但是每一次采访,我都被很多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所感动,他们面对病毒的更大威胁,他们工作的环境比我们更恶劣,他们工作的压力比我们更大。但是每一次采访,我都看到,前方同事秉持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后方同事每天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尽可能减少前方压力。 这时候,我在想,我和汪勇、张莹莹他们一样,他们是志愿者,是护士,当需要他们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半秒钟的犹豫,这就是责任。对于我们记者来说,真实展现这场战“疫”的种种动人故事和画面,也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率先报道的汪勇被央视和美国CNN追访的时候,我很欣慰,同时也觉得,身为记者,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