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戴轩：新闻现场就是最好的训练场

1月27日下午，我接到主编的电话：有个机会随北京援助湖北医疗队去武汉，你去不去？报社绝对不勉强，你好好考虑。

能去武汉，当然要去。作为记者，尤其是跑医疗口的记者，这是一个绝对肯定的选择。但最开始我是犹豫的，并不是恐惧病毒，我一直相信只要科学防护，人体不会被轻易攻陷。但我害怕自己hold不住现场：我平时几乎不出差，主要负责北京区域的新闻，虽然跑了几年医疗口，但从没遇上这么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前期的资源积累，我能写出让自己满意、让读者认可的作品吗？

最终，去现场的渴望压过了一切自我怀疑，我装上所有的口罩，胡乱抓了几件衣服，踏上了去武汉的路程。

现实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作为医疗队随队记者，为了降低院感风险，医疗队所有人包括媒体，一律禁止离开驻地。

医疗队的工作节奏极快。到武汉后，第二天开始建立管理架构、组织全员培训、实地查看病区，第三天和第四天就开了两个病区收治患者。一开始，我要用上全部的精力去记录动态，随着医疗队工作步入正轨，有价值的动态消息相对减少，我也想开始尝试更加深入与厚重的报道方式。

在武汉，我主要尝试了两个方向的报道。一种是解释性报道：对于新冠病毒，人们知之甚少，而医生离患者最近，他们的专业知识，能解答很多大众困扰的问题。比如新冠和SARS到底是什么关系？核酸检测结果是绝对的吗？血浆疗法到底多神奇？那段时间，我疯狂“骚扰”一切能说上话的专家，每天聊新冠病毒聊到深夜。慢慢的，我对新冠病毒越来越了解，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到惊讶：一个业外人士居然懂这些。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大夫们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我的目的性很强，将他们约出来，就是为了找出具体的答案。他们对我来说，就像一本参考答案。慢慢的，我们开始有一些不带目的的交流和讨论，一些新的认识与选题，就在这样的讨论中形成了。

另一种，是纵深感较强的特稿。普通报道围绕一个主题，可以有多种内容组合的方式。但能否写出一篇像样的特稿，角度的选择、认识的深度、逻辑框架的搭建、节奏的掌握、细节与故事的挖掘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因素。这几年，在同事的帮助下，自己一直在努力尝试写这类稿子，但是总觉得还有不少瓶颈，产出并不高。到了武汉，我接触到的全是一线的医生和初入院的患者，当我向他们走近，那些瓶颈突然不攻自破了。

利用日常采访的机会，我默默收集了很多患者的联系方式。我想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便给他们挨个打电话，哪怕是最没有“新闻点”的感染者，他的述说都深深触动我；

医疗队迎来“满月”时，我找很多人聊他们看到的变化与遭遇的困惑，根据他们的讲述，我写出了《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武汉隔离病房里，看不见的战役》这篇稿子我写了整整1个月。一开始，只是对一位心理医生进行专访，觉得这个选题可以继续深挖，便开始采访更多的医生和患者。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总觉得还有补充的空间，就这样一个个约、一点点补。这篇稿子让我明白，当你觉得“血肉”不够丰满时，不要紧盯着现有素材不放，而要老老实实去寻找其他素材。

当医疗队迎来第2个月，我准备换一种报道的方式。我把医疗队的简报翻出来，结合前期从大夫们口中了解到的信息，列出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形成一条核心的逻辑链，然后分出10个小主题，逐个采访。到这时，我已经很习惯用故事与细节而非概括来叙事。我很喜欢采访宣武医院的李艳医生，她记忆力绝佳、内心极丰富、幽默感十足，每次和她聊天，就像在金矿里挖宝；我也很喜欢世纪坛医院的丁新民主任，他虽然不擅长表达，但非常认真、直白、坦率，令人信赖。

3月31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完成65天的支援任务，踏上归程。新京报记者戴轩(左) 和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臧学峰(中）、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苑晓冬(右)合影。

在武汉的65天，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是如何扛住了病毒的侵扰，也完成了自我写作的变革。不管在什么样的叙事中，我们最终想看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类如何与外界发生关联，这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坚强、有脆弱、有正义，不论如何，这就是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