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永：我的四位新闻导师

贾永：我的四位新闻导师

——谨以此文献给第21个记者节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走上新闻之路已经40年。当又一个记者节来临，许多难忘的经历一一闪现，四位在不同时期给我以指导、以教诲、以帮助的新闻导师更是难以忘怀。

周杰——

边防前线，我的新闻领路人

确切地说，我的新闻职业领路人是年长我7岁的周杰。

40年前，我还在新兵连集训，连部通讯员捎给我两本稿纸和30个信封。

稿纸和信封是团政治处新闻干事周杰托通讯员带来的，原因是我这个新兵写的一篇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稿子，登在了原广州军区《战士报》上。

周杰在1979年边境作战中立功提干，因为有些文字功底，战后不久便成了新组建的广西边防第三师炮兵团的第一任新闻干事。那时候边防部队的新闻人才培养，就是师傅带徒弟。我也很自然地成了周杰最早的徒弟之一。

周杰是那种身教重于言教的人，笃信脚底下面出新闻，几乎每个星期都带着我下连队、跑基层。

1981年5月，法卡山战斗打响前，我正在距国境线不到10公里的一座战时油库参加师里举办的新闻短训班。战事突然来临，原定10天的培训进行到第6天便提前结束，周杰让我直接到前线报到。记得一个雨后的傍晚，我和周杰刚刚离开一处炮阵地，对方的炮火急袭就开始了。那是我第一次参战，还在东张西望中，就听见头顶一阵剌耳的呼啸。周杰猛地把我扑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轰起的土石落了我们两人一身。好在当时只是受了轻伤，涂了些药水也就好了。

那一年，我写完了那2本稿纸，也把自己写成了所在师的优秀通讯员。

周杰后来当了连队指导员、营副教导员，走上了带兵作战第一线。之后又担任团宣传股长，三十出头便成了炮兵团政治处主任。

1985年8月，我由师新闻干事赴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就学。周杰专门把我叫到老团队为我送行。临别时，周杰送我了一句话：“你是搞新闻的料，这辈子就不要改行了！”

郑旷——

扎扎实实打基础，勤勤恳恳练笔头

“扎扎实实打基础，勤勤恳恳练笔头”这句话，出自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郑旷教授之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拥有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不过人大、复旦、暨大等寥寥几所，郑旷却以仅仅几个人的阵容创办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系，并在短短几年形成了军队文史教育“北文南新”的显著局面。

所谓“北文”，是指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在京创办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来中国文坛如日中天的军旅作家，几乎都是那里的早几届学员；而“南新”，便是郑旷执掌的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两者相得益彰，汇成了军队文科教育天幕上耀眼的“双子星座”。

当时正值中国文学的黄金期，文学期刊和青年类刊物如雨后春笋。六朝古都南京又是文人荟萃之地，每到周末前来约稿的报刊杂志编辑络绎不绝，无形中刺激了新闻系学员本来就旺盛的创作激情。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新闻系的宿舍里总有人挑灯夜战，以至于军务部门总把新闻系作为重点管理的对象看待。

郑旷先生并不排斥学员利用业余时间练笔头。相反，他认为练笔是新闻系学生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但郑旷也敏锐地发现，单单练笔头同样潜伏着危机。因此，他更加强调扎实打基础。这就是他提出这两句话的背景。实践证明，郑旷的这一思想，对于学员的长远成长深远意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每一名新闻系学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始，铸牢作为一名合格的军队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政治素养。郑旷清楚，仅仅凭新闻系当时的力量，尚不足以成就这个全军唯一的新闻学专业。他要求，新闻系学员要像对待专业课程一样对待军事、历史、文学等基础课程。

初创阶段的新闻系，教学力量相对薄弱。郑旷以他的人脉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众多大家前来讲学：后来做了人民日报社长的邵华泽讲授新闻评论，后来当了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的夏国珞讲授新闻写作……

担任过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新闻系主任的王中教授，是早在战争年代就走上新闻领导岗位的国内顶尖新闻理论家，当时已是疾病缠身。但郑旷想尽办法请老先生前来主持政院新闻系会同全国新闻院系举办的新闻理论研讨会暨教材统编会。那次学校安排我负责撰写王中先生的专访。送王老离宁的那个傍晚至今历历在目：王中先生腿脚不便，在复旦做过他的学生的郑旷亲自将老人背到了火车上。

郑旷是那种不知疲倦又激情万丈的人。他家那间不大的客厅，随时向新闻系的学子们敞开着。每次听郑旷激昂的演说，总能在心中激起阵阵涟漪。郑旷鼓励创新、倡导争论、宽容失败。新闻系每周一次的例行评报会，正反双方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又经常刊登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的业务刊物上。

1994年4月29日，郑旷英年早逝。噩耗传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无法相信那个火一样的生命会突然间停止燃烧。恩师匆匆而去，还没有来得及度过他54岁生日。

而在7年前的同一天，正是郑旷把我们85级学员送上北去的列车，赴京实习的日子。

杨浪——

给我争取来赴大兴安岭火灾区采访的机会

认识杨浪的场面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忍俊不禁。

穿着军装的我走进杨浪的办公室，穿着大裤衩的杨浪正坐在桌子上打电话谈稿子。进来的人喊一声“浪”，他把话筒别在脖子上，边打电话边签稿，然后用手指弹出一个再见的动作，很潇洒也很逗人。

那一年，杨浪32岁，是中国青年报国内部副主任。新闻单位不称职务，我从军队院校来，自然不便叫他的名字，又怕称职务生分，也就哼哼哈哈地算是打了招呼。几天后熟了，便问杨浪，我是晚辈，叫“浪”不礼貌，称职务又见外。杨浪说，我注意到了，于是你就什么也不叫我。后来我才发现，在媒体叫老师最合适，但那时太寡闻了。

杨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浑身艺术细胞，写得一手好诗。不过，最热衷的还是军事。这也就是他未满15岁就跑到云南边防当兵的原因，也正因如此，他对我这个有过广西前线戍边经历的军校学员多了一份偏爱。

我到报社实习不过几天，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中青报记者争先恐后，杨浪果断为我争得了一个机会。他的理由很充分：重大灾害来临，军队肯定会冲在前面，让我这样的一个军校学员去，采访时会方便些。杨浪有过边境作战的经历，知道像我这样上过战场的军人敢冲敢闯。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带着我前赴火灾区的雷收麦、叶研、李伟中都是中青报有名的拼命三新郎，都有一种探究新闻事件真相的硬功夫。李伟中曾经在除夕之夜与老山前沿阵地上的官兵共度春节，在枪炮声中写出轰动一时的新闻名篇《战士万岁》，自然与我一见如故。在烧成一片废墟的漠河县城，穿着迷彩服的伟中和身着军装的我，着实扎眼了些日子。

后来的故事就是，我们用两个月采访形成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报道。“三色”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成了深度报道尤其是灾害报道的经典之作。作为这三篇报道的责任编辑，杨浪在我们出发前，就为报道定下了基本思路，那就是：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灾大凯歌”式的模式，要求我们透过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探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当时，这种新闻理念无疑是先进的。

大兴安岭火灾报道，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新闻理念和采写作风。套用一个物理学观点，在此之前我是零摄氏度的冰，但“三色”报道之后，我成零摄氏度的水了。由零摄氏度的冰到零摄氏度的水，这个变化过程需要“融解热”。对我来说，这种“融解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杨浪和与杨浪一样的中青报人对我的熏陶。那样一种视党的新闻事业重如泰山的理想追求，那样一种宽松而又民主的新闻环境，那样一种充满正义与激情的业务氛围，那样一种求真求细的扎实作风，令人难忘。

杨浪后来与我有过多次合作。1991年深秋时节，我和杨浪参加原南京军区在皖东山区组织的红蓝对抗演习。三天三夜，我们分头跟随红蓝两军行动。演习结束，又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分写红蓝两军，结果组合起来竟是浑然一体，这便是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军演报道《秋天， 我们发起进攻》。

何平——

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新闻人的不变本色

1997年2月17日，春节刚过，我正在福建采访。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急电将我召回——待飞机降落，才知道是邓小平同志逝世，总社抽调我参加治丧报道。报道小组组长，是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助理何平。

当时的何平早已是新华社名记者，尤其是他的重大时政报道，大气成雄，充满理性，且文采飞扬。

同在一栋办公楼上班，我与何平自然相识，但真正与他相熟，还是从这次报道开始。

那段时间，何平整天都是会议，夜间12点前还要值班，每次修改稿件都是深夜。何平平日里不苟言笑，但一落实到写作上却是激情万丈。

长篇通讯在小平同志追悼会当天播发。紧接着，何平又跟随播撒小平同志骨灰的专机，写出了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新闻名篇《在大海中永生》。

1998年起，何平先后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总编辑。几乎担起了新华社所有重大报道的组织策划，我很自然地成了策划小组的一员，也多次陪同他外出采访和出国访问。在与他亦师亦友的过程中，受教良多。如果说，我在主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工作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业务成绩，这与何平以及他的前任南振中总编辑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分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求实作风，在他们身上已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植根于内心的职业精神。

毕业于北大的何平善于用哲学观点思考问题。记得2018年记者节前，与何平一起探讨如何落实“四力”，他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遵循实践规律，锤炼脚力；第二、遵循认识规律，锤炼眼力；第三、遵循思辨规律，锤炼脑力；第四、遵循传播规律，锤炼笔力。每一个观点，都充满了睿智之思。

今年8月，我在浙江嘉兴采访，偶遇带队调研的何平。南湖之畔，就是2001年5月何平带领我们策划建党80周年报道的地方。19年过去，彼此都已满头白发，唯有对新闻事业的那番理想与激情依然澎湃。

11月7日，新华社89岁生日，我向不久前担任新华社社长的何平表达祝贺。

何平回了这样一条信息：永远的新闻人，永远的新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