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总结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30年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的同时，我认为应该明确，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二，要把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思想落实到社会学领域中来。社会学“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领域的贯彻，也是对文化自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学界确实存在对自己的发展目标模糊、定位不清的情况，确实存在那种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的边陲思维，因而确实存在把自己从欧美强势社会学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理论自觉”。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其使命、目标呢？这种“理论自觉”的艰巨性、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费先生的论述，结合我国实际，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

第五，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所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同样，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