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的模式，都有同一个特点就是排他性，内部各个方面通过整合求得发展，都是排他性的。与美国和欧洲排他性不一样，亚洲的模式就是开放性的区域主义，正因为是开放性的，就是包容的，不是排他性的。

为什么亚洲共同体中，美国、澳大利亚都参与进来，俄罗斯、印度也来，任何一个角色都想进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李光耀先生所讲的话。我们在一种新的国际框架下来理解，这和原来传统的“balance power”（权力均衡战略）概念不同了，国内无论是从学界、政界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个模式产生在欧洲，某些国家组成一个团体，另外一些国家进入另一个团体，互相之间没有交往，形成均衡。这样的一个“balance power”模式延续到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制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制，它们是两个不同阵营，互相制衡，最后就是用核武器互相威慑。

中国如果不在亚洲崛起就谈不上国际的崛起

郑永年：现在对东亚的开放体系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中国和印度很多国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制衡，所以现在不是说谁制衡谁，或者美国制衡中国，或者中国制衡别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最成功一点，它自己没有走封闭自己的道路，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够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有很多国家把中国看成敌人，但是中国始终是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态度。我觉得美国有“门罗宣言”，中国没有自己的宣言，中国不说这是我的亚洲，亚洲现在是对外开放的，是世界的亚洲。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这是最好的。因为你开放的话，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话，就比北美要好，比欧洲要好，使得中国在短短20年以后，就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了与亚洲国家和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

中国的战略中心应当在亚洲，大家看到从南到北80%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和中国周边，中国真正的国际关系危机就在亚洲，中国应该首先在亚洲定位好，处理好大国和周边关系。现在中国走向非洲、拉丁美洲，这从中国国内资源需求上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在非洲的战略远远超出了其他关系。但是中国要崛起的话，如果不在亚洲崛起就谈不上国际的崛起。光讲中国崛起，中国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难成为大国的，如果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就不能称其为大国。

郑永年：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还要考虑到，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开放体系，还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怎么处理，这就是互相制衡的另外一个问题。以前的国家安全都是像欧洲，美国，都是一个集团内部，通过巩固这个集团对付另外一个集团取得安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开放条件下怎么处理？

像新加坡，或者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处在同一个舞台，如果东南亚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要靠美国或者中国，这对他们最不利，比如说新加坡是很小的国家，把很多利益放在中国，所以在这个含义上，美国和中国要在同一个舞台上如何和平相处，中国必须面临这个现实。你国家的安全起点是开放的区位主义，不可能把这个区域关闭起来，你也不可能把美国、印度、俄罗斯赶出去，不可能，这是一种全新的概念，这是中国的前提，这是现实，是必须考虑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如何考虑你的国家安全问题，怎么处理你和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