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人”

给“人”一个准确的描述是困难的，但给“人”一个恰当的描述又是必要的。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于人本身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也从未得出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但是，国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又必须基于某种人性假设，或人性善，或人性恶，或不善不恶，或亦善亦恶等。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隐含前提条件，若人性假设过于混乱，那么，制度之间的冲突必然增多。树立典型、自我教育、自查自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的潜台词是人性善；死刑、群众运动反腐、“严打”等又是人性恶的必要措施。完美无缺的榜样用于宣传肯定更具感染力，但维持一个“完人”的成本比维持一个相对优秀的榜样要大得多。把人分为“善人”和“恶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区分谁是“善人”，谁是“恶人”。破解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善、恶二分法，找到“人”的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就是“人性趋利”。

人性的善恶两分法不仅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和宿命论弱点，还导致了一种错误思维：一个人不是“圣人”就是“魔鬼”。“圣人”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魔鬼”是不会有优点的。当一个“圣人”变成“魔鬼”时，疑问便产生了：还有多少“圣人”本身就是“魔鬼”？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人类永远无法认识自己。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在一个时期里，由于我们用精神之堤严密拦截着物欲之流，使物欲之流在精神之堤出现哪怕一丝缺口时便冲破束缚、一泻千里、无法控制。事实说明，物欲之流需要精神之堤来控制，但完全截断又是绝不可取的。既对物欲洪流加以适当而持久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否认这一事实不行，回避这一事实也不行，承认这一事实还不够，应让这种认识成为一种常识，变成人们的共识。

邓小平的一句话说得很地道：“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由于对人的欲望和贪欲无法做出一个精确的划分，我们这里暂且将两者之间做近似的通用。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让反腐败剑指人的欲望，只会减少问题的专属性与针对性，缺乏说服力。生命规律是永恒的法则。人的欲望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由他人有效控制。因为，规划芸芸众生的生活目标决非任何人所能轻易做到，最多只能用相应的制度去规范人的欲望所允许实现的最大边界。

在剖析腐败案例时，腐败分子毫无节制的“贪欲”往往成为剖析者浓墨重彩描述的部分，读者们也已经习惯于跟着这样的思维来解读。然而，有“贪欲”的人是否只限于这些已被发现的腐败分子呢？是否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贪欲”的批判就能阻止其他人的贪欲呢？答案不问自明，反腐败中面临的“前腐后继”现象也给出了明确的注脚。所以，用批判“贪欲”的方式反腐近似于道德劝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也缺乏说服力和有效性。我们并不鼓励“欲望”的恶性膨胀，但也不要试图拿“欲望”去大做文章。因为，用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去说明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说服力，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由于人的欲望（贪欲）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把它作为腐败产生的根源，而应进一步找出让贪欲得以恶性膨胀的原因，这样才能找到腐败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