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困境”这个术语见之于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意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如像萨斯、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等等。世界性的认同危机，同样也是一种人类困境。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在应对象萨斯、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新型风险中的表现是上乘的。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这后一方面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我曾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这里只能稍加解释，不能详细展开。

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关于这一挑战出现的原因，上面已经做了解释，不再重复。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因为一个社会、一个社区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除了有形的物质的组织联系外，还必须有无形的价值性的精神纽带，那就是意义共同性，也即共同的社会认同。

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利益、所处地位，自我赋予相似或相同的认知。因此意义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证产生意义共同性，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有可能对相同的利益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培育、提高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价值共同性的实际能力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越来越凸显出对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

正如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共同性的构建，则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又是与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社会认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