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不同：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或“原有”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一个最显著的后果是与“行政制”密切结合的“单位制”的弱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特色是那种与“行政制”紧密结合、什么都管的“单位制”——国家按照行政级别，把各种资源分配给作为自己延伸的不同单位，各单位然后按照行政级别把资源和机会再分配给对自己有极强依赖性的本单位成员个人。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逐步转变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工厂就是工厂，学校就是学校，不再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大量新形成的单位，也越来越采取“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它们仅仅是工作场所，不再是什么都管的“单位”，相应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从对本单位有极强依赖性的“单位人”变成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人”、“社区人”。

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表明社会管理的重心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移。这种转变和转移，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