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主持调整工作后，对陈云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建议非常赞赏与赞同。他给中央领导层印发了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文集及摘要，并极力推荐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可以说，在七千大会这种畅所欲言的气氛感染下，陈云在会后和盘托出了他对调整工作的全部意见。在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上，他列举了当前经济困难的5个主要表现，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6项措施。陈云在这次会上提出的最具震撼力的观点就是把10年计划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5年），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它必然使此前毛泽东和邓小平倾力推进的7年——10年计划束之高阁。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遵照刘少奇的建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接着，3月7日、8日，陈云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调整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可以不搞10年计划，先搞5年计划，并说1962年的年度计划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年度计划中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这些大的决策定了以后，陈云就养病去了。就邓小平而言，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他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系统检查书记处的错误，把大跃进以来的中央文件进行了梳理。七千人大会原先确定的反分散主义是他重点强调的主题，但当会议气氛发生变化之后，他尊重并顾及地方同志的意见，提议把关于阐述反分散主义的尖锐的言词和表述改得和缓一些。后来定稿时这些内容甚至被去掉了。在大会发言中，他深刻反思后指出：“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今后规定任务，一定不要过重，也不要过死。同志们在讨论中担心，以后中央规定的任务会不会过重。我们在这里许一个愿，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今后订计划，一方面要有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内，要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对于七千大会后以陈云的思想为主导制订的调整政策，邓小平是真心诚意拥护和赞成的，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5月会议之后，他和陈云在更深入一步的调整政策方面又不谋而合，那就是单干问题。面对夏初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形势，陈云决心提出“分田到户”的应急措施。6月下旬，当陈云和邓小平交换意见时，邓小平表示赞同。邓小平在7月2日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陈云同志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公开和较大范围的讲话中就国内形势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