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7月初陈云同毛泽东谈了“分田到户”的建议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毛泽东不赞同陈云的观点，而且引申到更大层次的政治斗争问题。 8月北戴河会议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毛泽东在大会、小会的多次讲话及插话中针对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批评。9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和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等。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在会上赞成刘少奇关于只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提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决定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能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陈云因病都没有出席上述会议。1962年，经过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转。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5年调整，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和陈云的境遇不同，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仍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只是书记处的职权不像大跃进运动时期那样无所不包就是了。当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邓小平的兴趣和精力仍集中在经济发展计划上。1962年10月，他在书记处讨论1963年计划和5年计划时就指出，真正值得搞的还是长远计划，归根到底是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1963年8月，在讨论工业决定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5年至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也就为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但这时毛泽东已彻底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3年调整之后15年搞起工业体系，再用15年实现现代化。这一意见后正式确定在1964年12月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五、几点体会

本文就陈云邓小平的生平思想作了上述简要的对比研究，从中有一点初浅的体会。

第一，1958年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后尝试的第一次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应当说，这个探索是不太成功的，失误与缺点大于成绩与优点。随后的经济调整曲折而艰辛，其中的经验教训丰富而深刻。陈云、邓小平都是这次探索中的核心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探索对他们个人影响至巨，在此后他们的思想行为中都能反复体味到这段经历的烙印。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年龄和资力都长一代的领导人健在，所以，陈云、邓小平就各自分工分别同他们联系，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直接。但通过在共同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对他们各自生平思想的独立分析研究，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迥异属于互补型，一种利于合作与利于保持平衡的互补型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