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就来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邹韬奋及其他工作人员。他勉励大家要多为抗日救国出力。周恩来的到来使邹韬奋及同事们备受鼓舞。他对周恩来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与他共同探讨。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的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及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通过这些开诚布公的交谈，邹韬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周恩来沉思良久，说：“韬奋先生，你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党需要你留在党外。”

邹韬奋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后，他继续留在党外，尽心竭力地为党工作着。

后来，邹韬奋又在上海、汉口和重庆，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敌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它们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一样，成为人民的喉舌，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周恩来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也十分关心。抗战爆发前，生活书店除了上海总店外，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分店。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生活书店的分店已增加到50余处，遍布全国。有不少共产党员在生活书店中工作，周恩来经常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38年10月，邹韬奋向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设立生活书店分店，以便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周恩来得知邹韬奋的这一愿望后，十分赞赏。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以及读书出版社陆续派人前往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华北书店，同时在新四军创建的各根据地成立大众书店，推动根据地的出版事业的发展。

二

1938年武汉沦陷前，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和他主编的《全民抗战》编辑部迁往重庆。周恩来也于1940年5月来到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这样，两人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位于嘉陵江畔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常带着一些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则把党中央对白区文化工作的指示传达给他。他们也在一起拉家常，每次交谈都和谐而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