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红星》报刊登的上述文件所说的“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则包括两层含义的“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一是指长征部队确认、拥护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形成的最重要的文件决议，即由张闻天执笔起草、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二是指长征部队确认、拥护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做出的调整中央领导人的组织决议：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结束了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逐步确立起毛泽东军事上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在1935年2月24日至28日短短5天内，接连取得占领桐梓城、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等胜利，取得歼灭和击溃敌贵州军阀王家烈、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等部队的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的赫赫战绩，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作战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该胜利使毛泽东一扫长征以来的沉闷心情，兴奋不已、诗兴大发，即兴创作《忆秦娥·娄山关》以庆贺胜利。心有灵犀一点通，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正确军事指挥的《红星》报也发表社论庆贺该胜利。1935年3月4日出版的《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发表题目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二十余团敌人，这就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胜任何的敌人。”

显而易见，《红星》报在上述社论中指出的“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即是指这个胜利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采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及政治路线后取得的胜利。这样一来，在遵义会议后的第2个月，《红星》报在报纸上第二次以间接方式、再次对遵义会议决议做出传达和宣传，并充满信心地指出：“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即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党我军一定能战胜任何敌人。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红星》报能在其刊登的一份文件和一篇社论中，两次以间接方式正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拥护遵义会议决议，鼓舞长征部队的士气，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在党和红军发行的报刊上，最早宣传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拥护遵义会议决议的报纸，具有不可多得、弥足珍贵的党史和军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