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没有行动者的行动与意义的缺失。实际上，行动理论家们所明确主张的个体主义方法也并非就是以对个体的分析为起点。因为，这里的个体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在基本理论的建构当中，围绕的核心只是行动，而作为行动主体的行动者通常是省略或隐身的 。然而，没有主体的行动除了某种可供分析的抽象模式外也难以再有多少实质内容了。尤其重要的是，没有主体，行动也就丧失了动力的来源，而这正是意义所在。没有意义的支持，理论的解释也成了无源之水。或许，带有理性主义特征的行动论范式最为言之凿凿的就是强调对意义的理解，但在行动基本理论当中，意义除了目的或价值等等概念之外，实则空无一物。没有主体没有人本身的抽象行动论，只能是概念的辩证游戏或所谓理性的自我独白。除了分析与重复勾画行动的抽象逻辑外，说到底难以对社会秩序与现象作出实质性的解释。

第二，关系维度的缺失与理论瓶颈。一方面，社会关系鲜有被作为行动分析的一个要素和维度。这也体现了行动论的个体主义思维，即将人视作可以彼此孤立的个体的看法。表面上，现代社会中人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已获得相对独立性。但事实上，不仅个人总是诞生和生活于各种关系当中，行动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关系就是行动本身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出于理论演绎的需要也有从个体上升到对关系或交往层面的分析。实际上，个体主义行动分析可运用于微观人际互动领域，然而通常也就仅限于此了，最终难以实现从“生活世界”到“系统”，或者说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这个瓶颈似乎标志着个体主义行动理论演绎之最高上限。究其原因在于，行动论范式下分析的关系是一种孤立的个体之间以自我为中心的任意的关系 。而所以视关系为任意的，则源于抽象行动的分析剥夺了行动的动力，从而也就看不到人们出于满足自身的各种现实需要所必然要缔结的同时也使得彼此相互依赖的各种关系。尤其是为了不断地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必须进行（包括物质与人自身）的生产实践及其同时生产出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秩序或系统所由形成的基轴。个体主义行动论由于不能由现实的人的需求动力出发而看不到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和现实必然性，更不能看到生产实践基础上缔结的关系对于秩序形成的关键意义。

第三，历史维度的缺失与软弱无力的理性意识。从实际来看，对于行动的分析也多半是对理性或主观意识的剖析。理性不仅作为能动性或主体性的象征而占据不可撼动的理论地位，还担当着理论上勾通二元的基本中介。既是行动与结构之间动态转化的机制，也是秩序之一致性所由达成的基础 ，甚或，也被扩展解释为历史前进的密钥 。理性可谓是身兼数职而又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工具。的确，个体行动如果不是借助于主观的意识与精神又如何能够跃升至远为繁复宏大的社会系统及历史层面呢，在行动论的视野里也惟有理性才具备这样一种沟通与转化的超越潜力。而根本问题在于，这种几乎唯一的万能的理性终究还是缺乏真正实现的途径。理性毕竟不等于实践。实际上，担当着二元之间的转化与统一之中介的是实践而非理性自身，或者也可以说，是运用理性的具体历史的实践。但显然，在对抽象的行动之理性的分析中不仅没有真正的行动者以及社会关系，也没有历史的维度，并且也没有人与人的差别。因此，正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行为的新乌托邦中，抽象空洞的理性于现实面前必然显现的软弱无力，也根本难以弥合根由利益的冲突对立而来的各种分歧。将这种无历史无差别的理性解释为社会秩序的统一中介与“创造”历史的基础，则注定也难以解释必然存在的冲突与历史变迁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