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问世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从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亨廷顿对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掀起讨论的热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一种分析和预测。他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范式，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学者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文明冲突论”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则针对文化之间是否只有冲突、文化冲突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似乎已经过了它的热议期，那么，现在再来谈论或分析“文明冲突论”是否还有价值？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发展，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延伸，文化的全球化也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其进一步分析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文化全球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进行剖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全球化文化理论的认识。

一、“文明冲突论”的背景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前言中，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①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学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冷战时代”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文明冲突论”即是亨廷顿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分析与预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通，跨国公司为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将资本从一国转向另一国；再加上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巨大扩张，给人们造成时空急剧压缩的感觉，世界正变成“地球村”，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研究者出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目前，学术界一种狭义的观点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然后逐步向经济贸易、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市场规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扩大至整个世界；一些可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如个人取向的行动正在蔓延、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老龄人口的急遽增加等，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化的后果有三个假设：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民需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同质化；贸易经济的同质化。以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观点，则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极大地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再有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欧美式理念渗透整个地球的时代，“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②。福山的诠释在向人们宣告，未来的世界将是同质的世界。当整个西方世界还在为一个“和谐”世界的出现而欢呼时，塞缪尔·亨廷顿却为西方的衰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