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论

首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正像亨廷顿所理解的那样，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理念，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之间也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冲突的可能，但冲突甚至暴力并不是解决文化关系的唯一方法，更不是解决文化关系的最好方法，文化矛盾与文化差异还可以通过对话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实上，文化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并不完全是单纯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信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当前，之所以出现国际范围内的文化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二是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目前的文化已不单纯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经济力，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地位有逐步上升的势头。从当今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不同文化之争已不是简单的文化优劣之争，更可转变为经济与政治实力的比拼，不同国家都试图利用本土有利文化资源去建立与巩固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由于经济活动最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活动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一旦将本来就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纳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竞争之中，这种差异自然就会被无形的放大。亨廷顿不从文化之外去探寻文化差异与文化矛盾的原因，仅凭现有的一些文化现象就得出文明冲突的结论，自然是坚持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立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不愿意让人们看到文化不平等与经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更不愿意让人们触动或改变制约文化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因为这一秩序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涵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与福山的同质化倾向不同，亨廷顿对普世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针对“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亨廷顿从三个方面加以批驳。其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⑥亨廷顿认为，此论点的谬误在于，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然而，事实上，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虽然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其二，“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⑦亨廷顿认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像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但是，这些国际流动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存在疑问的。他列举了一系列例证证明国际贸易的增长并没有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随着国际贸易水平的增长，民族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却不断发生。因此，他认为，随着通讯、贸易、旅游等国际交往的增长扩大了文明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也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其三，普世文明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这种论点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概念、实践和体制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大量实例证明，非西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回应。“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⑨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⑩。由此，亨廷顿从普世文明的来源上否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多文化的世界，而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其“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