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挖掘出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特别是《大纲》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纲》中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学派。

该学派的形成可追溯到战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就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发，战前和战后两次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都涉及到日本如何从亚细亚共同体过渡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酝酿出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但是，他们还没有将这一潮流体系化，直到70年代初，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才完成了这一工作。平田在他的代表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和《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中号召人们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望月则通过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理论）解释成市民社会的历史。还有森田桐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他们与平田和望月一道，构成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区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直接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其后果就是将市民社会也看成是一个只具有消极意义的阶级社会，从而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而区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可以避免这一弊病，而且还可以从二者统一的角度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平田就提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同一个近代社会的两个方面，近代社会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2）与上述特点相关，强调市民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会出现“历史贯通性”这一说法，所谓“历史贯通性”是指市民社会贯穿于从本源共同体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商品世界，在商品世界中，货币君临一切，物支配人。但是，在这一世界中，至少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是平等关系，这与人支配的世界，例如君主统治奴隶的世界相比是一种进步；而且，它也会使分工和交换得到全面的发展，能够为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好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