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兴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诸多灾难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争相探讨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尽管有的印着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历史痕迹，有的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疑丰富了世界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个方面。约翰·威廉姆逊还认为，上述“共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在“华盛顿共识”出笼前，新自由主义还只是关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种学术或理论探讨层面的东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