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的尊严，诚如马克思所言，国家应当本着道义的精神来对待公民

主持人：现在在一些地方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从人的尊严角度来执法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

胡玉鸿：在执法层面上，要将涉入法律的人作为主体看待，尊重其作为人的尊严。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拥有尊严地被接受制裁，这是考验一个国家的司法能否尊重人的尊严的根本所在。实际上，刑事领域由于涉及到对罪犯的惩处，因而也是最易侵犯人的尊严的场合。在这里重温革命导师的教导是必要的。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中，马克思指出，国家应当本着道义的精神来对待公民，即使是那些违反国家所颁布的森林条例的人（统治者眼中的“犯人”），仍然没有失去其人的尊严，相反，“国家也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看作一个人，一个和它心脉相通的活的肢体，看作一个保卫祖国的士兵，一个法庭应倾听其声音的见证人，一个应当承担社会职能的集体的成员，一个备受尊敬的家长，而首先应该把他看作国家的一个公民。”在此，马克思以诗意般的语言描述了个人的神圣地位：国家的肢体、士兵、见证人、集体的成员、备受尊敬的家长，这一切又全都通过“公民”这个神圣的字眼彰显出来。

马俊峰：所以，法律制度还应具有一种倡导社会文明，引领观念进步的作用。“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更是一个现代人所必备的基本观念和素质，法律制度应该引导和强化这种观念。从某种角度来讲，体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制度设计，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否则就走向了现代文明的反面。

胡玉鸿：相对于人的尊严而言，国家和社会更多地以“义务主体”的形式出现。就国家而言，它承担着维护人的尊严的使命，同时又负有保障人的尊严得以实现的义务。所以，当我们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时候，每个人根深蒂固并且是最为本质的要求就是被尊严地加以对待。对此国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权力范围，保持人们独立的私域；它必须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宽容社会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它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使权力的运作不至于损及人的尊严。当然，国家是管理者，法律是调控人们的行为规范，但国家管理与法律规制应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当人们感觉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话，人就会感觉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一个理想目标，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为之努力

主持人：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既使人振奋鼓舞，也使人感到责任非常重大。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之而努力？

刘作翔：我们也要看到，以上这些要求，都是应然的标准，即我们应做的工作及应奋斗的目标。但要实现上述目标，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分阶段和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尊严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以空想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是相当长时间内政府的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以一些地方的交通为例，当成千上万的每天依靠公共交通工具的工作一族，在上下班高峰时段挤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或地铁里时，人贴着人，连个身子都转不过来，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这时，谈人的尊严都觉得是一个很奢侈的话题，就会感到，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不断改善交通条件，使人们都能在通畅干净卫生的交通工具里通行，是让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依此类推，民生的其他方面也同此理。

在摈弃乌托邦幻想的前提下，在承认社会差别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如果这种差别一旦超出社会的容忍度，就会使社会失衡，也有违社会公平及其理念，也难以“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所以，“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一话题，所涵盖的领域是那样的广泛，所涉及的内容是那样的丰富多样。它是一个理想目标，但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又必须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去努力。我们既要摈弃各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承认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差别；但又要坚持社会公平理念，对于畸形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和纠正，以逐步实现“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目标。（主持人：王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