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中的称谓与曹操身份、地位相吻合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于建安十八年进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进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葬邺之高陵，谥曰“武王”。

高陵2号墓所出石牌中，有7件记有“魏武王”之称，有名者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此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是正式发掘品，而它的发现则带有“传奇”色彩：因为，自2008年12月开始发掘以来，基本上都是“清淤”再“清淤”，没有什么重要发现。直到2009年11月8日，考古工作者在前室甬道门处发现一块石牌，清除泥土后，赫然出现“魏武王常所用挌虎”铭文，他们十分高兴！但石牌下端残缺。恰巧前些天出土的一块小石能与之缀合，组成完整的石牌，全文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见图1）（新华社电：《曹操墓石牌出土详情披露》，《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7日，B2版）。另据报道，“挌虎大刀”、“慰项石”石牌铭刻则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但其字体与墓中的发掘品“挌虎大戟”完全一样，肯定是该墓之物。此四件铭文中的“魏武王”不是曹操生前的称号，生前只称“魏王”；“魏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石牌上的铭文，是曹操死后至下葬之前契刻的。曹操正月庚子（阴历正月二十三）死于洛阳，二月丁卯（阴历二月二十一）葬于高陵。这就意味着，这些有“魏武王”之称的铭刻，在地面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27天。须要说明的是，那件石枕应是曹操生前常用之物（见图3），但其上铭文也是曹操死后新刻上去的（刻于石枕的背面，见图2）。此“慰项石”应该就是石牌中的“渠枕一”。因为：此石枕两边高、中间低，看起来很像“渠”，故称“渠枕”。曹操患有“偏头疼”，这件“石枕”可能是专治曹操“头疼病”的，铭刻者将此石枕称作“慰项石”。

石牌铭刻中有“魏武王”称谓，是高陵2号墓为曹操墓的最有力证据。因为这个称谓是曹操的“谥号”，曹操生前不会出现此“称谓”。而这一称谓的存在实际上只有九个月：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癸酉（阴历十一月初一），曹丕称“帝”，追封其父曹操为“魏武帝”，曹操的“谥号”也就由“魏武王”变成“魏武帝”了。因此，“魏武王”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尤其是那件“慰项石”），是高陵2号墓为曹操墓的铁证。

有人指出，“魏武王”之称不能作为曹操墓的“铁证”，理由是：十六国时期的“魏国”建立者冉闵，死后也谥“魏武王”。他是魏郡内黄人，死后很可能也葬于此地。既然有两个“魏武王”，怎么就认定：出有“魏武王”铭刻之墓的墓主就一定是“曹操”呢？

此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但细审之则是“似是而非”：冉闵之父瞻（字弘武）是后赵国君石虎的养子，冉闵（又称石闵）则是石虎的养孙（按：石虎是羯人，冉闵父子是汉人）。石虎死于公元349年。公元350年，冉闵杀石鉴称帝，建立魏国，都于“邺”。公元352年，冉闵在与前燕的战争中被俘杀（斩于辽宁遏陉山），冉闵建立的魏国不足三年就这样“灭亡”了。冉闵被杀后，前燕统治者慕容儁（鲜卑人）为缓和民族矛盾，假意祭冉闵，谥他为“武悼天王”，完全是做给汉族百姓看的。况且，冉闵的“谥号”不是“魏武王”， 而是“魏武悼天王”，不应与曹操的谥号混为一谈。冉闵被杀后，身首葬于何处，亦无文字记载。他死于公元352年，距曹操之死有132年，即使今天发现了他的墓，墓内的器物也会与高陵2号墓的器物不一样。冉闵生年不详，被杀时多大年龄不好考究。不过，石虎死时年55岁。冉闵是他的“养孙”，按10年一个“等级”算，石闵的年龄顶多也就在35岁左右。因此，冉闵死时，充其量是个小“中年”，与高陵2号墓中60岁左右的男性墓主根本对不上号。故该墓墓主不会是冉闵，没有考虑的余地。另外，还有先生提到：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中也有个称“魏武王”的人。但那是“文学作品”，不可当真为据。

总之，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中，谥号为“魏武王”的历史名人只有曹操，没有第二位。安阳高陵2号墓中既然出土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铭刻，且不只一块，而是好几块，加上那件“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是曹操治“头疼”的专用品，别人别处不可能出现，故安阳高陵2号墓墓主必然是曹操，不会有第二个“竞争者”。

安阳高陵2号墓墓主是曹操，证据很多，诸如陵墓的位置与文献记载吻合、墓葬的规模形制与东汉末年诸侯王陵墓等级吻合、墓中的随葬物基本符合曹操生前提出的“薄葬”要求、墓中出土的铭刻称谓符合曹操的身份地位、墓主人骨年龄测定与曹操死时年龄基本接近等等。这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每一条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条证据链中，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是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证据，由于它的出现，就基本可以判断：该墓墓主必是曹操。当然，我不认为其他证据不重要，也不主张绕开其他问题，诸如：墓中的两位女性死者是怎么一回事？卞太后究竟葬在哪里？曹操父子有没有设置“疑冢”等等。这些问题都须要研究，都须要向公众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难以服人。然而，不管这些问题今后的最终解决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该墓墓主是曹操这一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