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新的历史特点。

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对此，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

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初，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致力于研究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强调，一切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当时，我们提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都是以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认识也在深化。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超越国情思考问题了。首先思考的，是市场经济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应不应是商品经济，一些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在热烈的争论中，这个思想和主张逐渐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吸纳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阐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文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历史意义。这个文件已经超越了国情的眼界，而是从历史必然性，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提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一段时间内，既有人不赞成商品经济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场经济，怕与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的思想逐渐冲破“左”的禁锢，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取得较为广泛的共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特别是商品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使人们的认识大进了一步。过去认为，照搬别国模式，社会主义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适合，在其他所有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由于搞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效果都不理想。因此，问题的实质，不但在于适合不适合国情，更在于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借鉴和吸收了许多人类文明成果。这些人类文明成果，都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究竟改掉了什么呢？我们改掉了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东西，改掉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改掉了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

对外开放，开始时主要是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以后，我们的认识逐渐深化。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更是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论”的重要补充。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吸收和借鉴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其实，一切文明成果都反映了某种必然性，某种客观规律性。我们只有遵循这些客观必然性，遵循这些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借鉴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最成功的实例。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当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加以论述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而是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我们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有不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引进市场经济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不是国情问题，而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释市场经济体制，总有牵强之感。当然，市场经济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除了市场经济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客观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已经吸收和借鉴了不少。比如，在政治领域，权力要由权力来制衡，权力应当分解。这就是客观规律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规律性。其实，我们的共和国、宪法，等等，都是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是按历史必然性办事。

实现这个结合，就要善于发现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将之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温邓小平的一段话。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段话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按照逻辑，是包括“三权鼎立”在内的），不是简单地作绝对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看到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这种积极因素能够防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政治现象的发生。为什么能够？这是至今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主要的，一是实行权力分解，二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三是有完备的法制，四是强有力的监督。这就避免了过分集中的权力，更避免了绝对权力。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能够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这些语重心长的话，难道不需要我们重温和深思吗？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具体分析，拒绝借鉴其有益的东西（请注意，我讲的是“借鉴”，不是照搬），就只能封闭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想明白了，才能解放思想。

两个结合，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重要补充，二者相辅相成。这两个结合，也不能绝对分开，有些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实行两个结合，必将更好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条件下，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又必然补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