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注重宣传、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强调并提倡言之有物的新鲜活泼的文风。因为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质量如何，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的素质直接相关，与文章的质量直接相关。

报刊新闻工作者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根本的一条是要学会掌握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不要有片面性，即不要思想上的绝对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好或一切都坏都不合乎事实。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故要克服片面性，就要把辩证法逐步推广，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毛泽东告诫宣传工作者切记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如果掌握了辩证法，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减少。

鉴于记者是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人物，毛泽东尤其要求记者头脑要冷静，遇到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1958年11月与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着重谈到这一点，他说，记者要善于比较，善用“勾推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克服片面性，写文章有独立见解，归根结蒂在于宣传新闻工作者敢于讲真话。尤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更是提倡他们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有良好的文德文风。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代有专门的论述。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偷”、“装”、“吹”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指出：所谓“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写的整个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如果这样，就是偷，就是做贼，就是抄袭，就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不要偷。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党内不允许装，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少也不要装，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不夸大，不扯谎，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级报告工作“夸大一点”这种习惯，还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毛泽东这番富有针对性的话，在批评“偷”、“装”、“吹”的不良习气时，极力提倡不偷、不装、不吹，敢于讲真话的可贵品德和作风，这对于每个宣传、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不仅厌恶那些“偷”、“装”、“吹”的文章，更是反对做“党八股”文章。在延安时期所作的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他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所以毛泽东在演说中号召全党去打倒它，抛弃它，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同时，毛泽东还阐明了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前提是讲究文章之道。他指出，写文章要像列宁那样先搞调查研究，要像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要遵守鲁迅提出的几条规则：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毛泽东还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文字著述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写文章注意文法修辞的重要性。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有关章节中，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题。他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辞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枉费精力又少有所得，故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为此，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部门要大力培养一些较多地懂得马列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辞章修养的“秀才”。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中，他也强调了讲究文法和修辞的重要，并批评一些人写文章不生动，不形象，不讲究文法和修辞，好像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

毛泽东对电文、报告、指示、决定一类的文字要求更是严格，认为更应纠正文字缺点。1951年他在审阅一件中央指示时特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这便是新闻学上称为的“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为文应分清条理，去掉空话，但不可违背文法，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

对于报刊文章，毛泽东认为题材应活泼多样，文风更宜通俗亲切，才会引人入胜。在1950年代后期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点，说：“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报上的文章不仅宜“短些、短些、再短些”，而且宜“软些、软些、再软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党报不能只搞政治，要搞理论工作，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不过，搞理论工作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无非是要使文风活泼，故毛泽东总是这样强调，写文章不仅要紧密结合形势，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要活泼，甚至政论也不排斥抒情。

在注重文章内容和风格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他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作为报刊方面的行家，毛泽东连报纸版面安排事宜也关注到了。在1958年1月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认真研究如何办报，“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信的内容显示了毛泽东在办报方面的丰富学识。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更正书报上的错误，1949年4月，他为自己的文章《五四运动》及《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多处文字错误分别给北平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信，并附上亲笔纠正的这两文中的若干误处。毛泽东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